自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便经历了多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从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到20世纪军国主义的“革新”政策，日本社会长期习惯于权威统治。这一历史背景部分解释了为何1945年后美国占领军的改革能够迅速推行——麦克阿瑟将军以“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姿态，成为日本新的专制统治者。他极少接触普通民众，仅通过官僚体系发号施令，其统治模式与日本历史上的独裁者如出一辙。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成为凌驾于日本政府之上的“超级政府”，通过中央集权控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其“行政指导”虽名义上非强制，但实际具有绝对效力，形成一种“新殖民主义”统治。占领当局试图以专制手段推行民主，如审查教科书、垄断广播媒体，甚至限制悬挂日本国旗。讽刺的是，改革者一面鼓吹民主平等，一面却自居为特权阶级——美国军官住进征用的豪宅，雇佣多名仆人，享受物资特权；日本民众则在废墟中挣扎求生，深刻体现了日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而且这种征服者宣扬民主平等却自身又违背民主平等的行为，使得日本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矛盾重重。这种矛盾源于美国对日本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战时宣传曾将日本人贬为“猿人”，战后虽需重新教育公众接受其“可改造性”，但占领者的日常行为仍充满殖民色彩。东京市中心形成“小美国”飞地，实行种族隔离；美国士兵犯罪不受日本法律制裁；混血儿成为无法言说的社会悲剧。麦克阿瑟本人虽对日本文化无知，却以救世主自居，宣称要“民主化”日本，而其政策依赖的恰恰是日本旧官僚体系，导致战后官僚权力不减反增。
美国内部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影响了改革方向。“日本派”（如驻日大使格鲁）认为日本人缺乏民主能力，主张保留天皇制；而“中国派”（与中国事务相关的人士）和左翼人士则呼吁彻底改革，释放底层民主潜力。最终，自由派占据上风，推动解散财阀、鼓励劳工运动等激进措施，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但执行仍依赖保守官僚，使民主制度流于表面。
因此美军占领期的遗产充满悖论：日本虽在形式上成为民主国家，但权力结构仍高度集中；美国宣扬平等，却以殖民者姿态统治；改革依赖专制手段，却自诩为“文明教化”。这种矛盾在冷战加剧后更趋复杂，美国为对抗苏联阵营，逐步放弃初期改革，转而扶持日本保守势力。最终，这场“新殖民主义革命”塑造了一个既民主又集权、既现代化又等级森严的日本，也同时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