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的“东林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他们以批判皇权暴政、维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却在后世被污名化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自天启年间（1621—1627年）开始，朝廷便将东林党人描绘为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徒。至乾隆时代，皇帝更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将东林党定性为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之一。然而，这些批评与史实严重不符。
东林党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而是“志同道合者的松散联盟”。其核心人物如顾宪成、李三才、邹元标等，以批判皇权暴政、维护百姓利益为己任。他们反对张居正的考成法，认为这套制度表面上是对官员的绩效考核，实则是变相的言路打压，压制了体制内的批评之声，导致地方官员为完成考核，对百姓实施残酷的“酷比”手段，民不聊生。此外，东林党人还反对明神宗的矿税政策，指出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给底层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多次冒死上疏，直斥皇帝和宦官的暴政，试图通过制度约束皇权，维护百姓利益。（也有观点认为，东林党代表绅商阶层，反对商税，造成明朝税收来源单一，农民负担加重，加上天灾不断，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
然而，东林党人的批判并未改变明朝的走向。万历皇帝对批评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地封堵言路。天启年间，皇权与阉党联手，对东林党人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等惨案。与此同时，阉党还通过禁毁书院、编纂《三朝要典》等手段，对东林党人进行精神消灭。
崇祯朝，东林党人虽一度被重新启用，但皇权依然选择宦官作为代理人，东林党始终未能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南明时期，真正左右时局的是军阀，东林党人早已四分五裂，不成气候。将明朝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东林党，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误读。事实上，明朝的灭亡是由于阉党的暴政和皇权的肆意妄为，官僚集团的怠政和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加剧了明朝的崩溃。
乾隆皇帝对东林党的痛恨，不仅源于其对明朝灭亡的解读，更是对清帝国读书人的警告。乾隆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将东林党定性为明朝灭亡的主因，认为讲学活动导致门户、朋党之争，最终祸及国家。他在《题〈东林列传〉》中直言：“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乾隆的逻辑是：讲学者必会标榜自己，形成门派，门派利益会导致小人趋炎附势，最终成为国家的祸患。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读书人聚众讲学、批评时政的严厉警告。
自朱元璋、张居正至清朝，历代统治者对生员和读书人实施严格管控，严禁他们聚众讲学、议论时政。朱元璋在“卧碑文”中明确规定，生员不得介入政治事务；张居正更是下令毁天下书院，严禁生员聚众讨论国事。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统治术，并进一步强化对读书人的管控。乾隆借东林党之事，实际上是在警告清帝国的读书人不要“重蹈覆辙”，防止他们效仿东林党聚众讲学、批评时政。
东林党人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们能否挽救明朝的灭亡，而在于他们以民本为出发点，无畏斧钺加身，批判皇权之恶的精神。这种精神传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启迪了“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思想，成为晚清郭嵩焘、谭嗣同、严复等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来源。东林党人的批判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鲜见的思想光辉，值得后人铭记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