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日本开启明治维新，而清廷也迎来了“广求知识于世界”的契机。这一年，与英、法、俄、美四国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将至，为应对修约，清廷此前组织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第一次讨论意见空泛，第二次讨论时，奕訢表明不想独断修约，期望集体决策。综合各方意见后，清廷决定派遣外交使团出访欧美。
1867年底，总理衙门确定由美国人蒲安臣担任领队，率团出访。赫德虽非直接提议者，但长期敦促总理衙门派遣使节，是使团成行的间接推动者。清廷让外国人担任使团领导，是试图在应付修约与维护华夷秩序的天朝荣耀之间找到平衡。为此，清廷还为使团拟定了诸多训令。
1868年2月，清帝国首支正规外交使团从上海出发，开启了漫长的出访旅程。
在美国，蒲安臣凭借自身人脉积极演讲，描绘出一个进步、开放的清廷形象。尽管言辞有夸张之处，却也反映出他对奕訢主持改革的期待。期间，使团签订了《蒲安臣条约》，美国承诺不干涉清廷内政，该条约虽存在擅作主张签订的情况，但有一定积极意义。
在英国，因《蒲安臣条约》部分内容针对英国，使团起初受到冷遇。恰逢国内“扬州教案”爆发，蒲安臣使团成功与英国政府交涉，化解了武力冲突，中英还达成协定，这一处理结果给清廷带来全新的政治体验。
在法国，商谈未取得实质成果。而在普鲁士，使团受到高规格接待，普鲁士承认“中国本宜存自主之权”。
在俄国，因中俄边界纠纷，沙皇对中俄关系避而不谈，蒲安臣为此焦虑病倒，最终病逝于任上。
此外，蒲安臣为中国制作了黄色国旗，让中国以主权国家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
在随团出访的官员中，志刚颇为典型。他身为总理衙门的中级官员，将出访期间的见闻写成《初使泰西记》。志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详细记录了众多对国计民生有益的近代科技。然而，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束缚，他的认知出现了撕裂。他虽对新事物表示赞赏，却又常依据旧知识体系进行错误解读。但不可否认，志刚对待近代文明的积极心态已远超同时代的多数人，为“开眼看世界”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