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场经济危机不仅是财政失衡的体现，更是社会秩序瓦解和政治体制受挫的重要原因，为后来纳粹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这场恶性通货膨胀源自多重因素的叠加。战争结束后，德国因失败面临巨额战争赔款与沉重债务。由于失去重要工业区和煤炭资源，国内经济已千疮百孔，但政府却依赖超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进一步破坏了市场平衡。1918到1923年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4马克/美元跌至4.2万亿马克/美元，物价涨幅高达战前水平的10,000亿倍。恶性通胀引发的“工资-物价螺旋”使普通家庭的90%支出用于食品，而货币近乎失去意义，人们被迫依赖以物易物和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
经济崩溃带来了严重后果。对依赖固定收入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积蓄被通胀化为乌有，破产潮导致社会凝聚力的瓦解。极右翼势力趁机将经济问题归咎于“犹太资本家”，煽动反对情绪。同时，企业界因超发货币获取短期利益，却最终因货币贬值背负巨额债务，大量工厂破产，失业激增，进而使大企业与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逐渐撕裂。
政府为遏制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23年，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内阁发行“地产抵押马克”取代旧货币，通过道威斯计划调整赔款方案，使稳定得以初步实现。然而，这些调整虽缓解了通胀，却无法弥补社会撕裂的损失。文化领域，对经济崩溃的反思引发了大量讽世作品，犯罪与贫困渗透到魏玛社会的肌理中；经济领域，企业界因高税收政策和福利制度的负担越发敌视共和国，政治分裂使中产阶级政党失去号召力。
这场恶性通货膨胀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经济与政治格局。经济秩序被破坏导致货币与市场信任的崩塌，社会信任感随之瓦解。魏玛政府尽管努力试图挽救，但最终未能修复经济创伤，无法平息社会裂痕。通货膨胀不仅是一场经济浩劫，更成为深刻的政治与道德危机。它为极右翼反犹主义提供了情绪出口，消解了对民主制度的共识，使德国逐步走向更为极端的政治形态。回顾这段历史，恶性通货膨胀不仅是财政问题的表象，更是德国民主制度瓦解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