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制度变革的艰难探索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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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覆没 | 南山书店

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传统伦理型的皇权专制体制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急需进行制度变革以振兴中华。

然而,这一变革过程却异常艰难,清政府长期以来的被动与短视,使得制度变革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例如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员,出于国防需求建立现代化海军,并多次提议成立指挥全国的海军衙门,主动上交部分权力,这本对朝廷百利而无一害,却遭到朝廷一次次无情拒绝,直至付出一个舰队覆灭的惨痛代价后,朝廷才勉强同意。

如此短视的行径,足见清廷引领体制变革的无力,就连增设一个行政部门都阻碍重重,真要推行深度的体制改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天朝上国惨败于蕞尔小国,给国人带来巨大冲击,才催生了制度变革的契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敏锐洞察到日本因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而强大,开启了近代中国涉及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1895年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大幕,随后几年,维新派通过组织学会、办学堂、办报刊,广泛动员民间力量,掀起舆论热潮。

1898年,光绪皇帝接纳维新派的主张开始变法,然而,因守旧势力强大,维新派在改革策略上不得不小心翼翼。

改革多集中于行政层面,像裁减冗员、撤并机构、筹划设立制度局等,旨在循序渐进推动变革。

但即便如此,改革仍触动旧官僚奶酪,制度局设立受阻,光绪帝裁撤部分闲散衙门的政令,更是引发朝野震动,被指大背祖宗制度。

最终,慈禧太后在旧官僚群体拥戴下发动政变,百日维新的成果付诸东流,被裁撤机构、冗员悉数恢复,新立机构废除。

这场温和的改革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遭到清政府激进打压,体制内改革者被迫流亡海外,社会变革动力由此下移,体制外力量逐渐成为主角,当旧体制无法容纳和平改革,暴力革命便在所难免,清廷和整个国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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