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后，天皇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人仍支持保留天皇，但战时的狂热崇拜已迅速消退。投降诏书刺破了“现人神”的神话，民众对天皇的态度从敬畏转向冷漠，甚至出现公开的不敬行为——儿童传唱焚烧皇宫的童谣，少年剪下天皇照片挂在脖子上模仿战死者骨灰盒。警方报告显示，民众对天皇制的关注远低于对粮食和住房的忧虑，许多人甚至对天皇的命运漠不关心。
保守派对此深感不安。他们清楚，日本历史上曾轻易抛弃700年的幕府制度，而20世纪全球君主制的崩溃（如德国、俄国、意大利）更让他们担忧天皇制可能步其后尘。1946年意大利公投废除君主制，加剧了日本保皇派的恐惧。然而，与他们的担忧相反，日本民众并未强烈反对天皇制，而是表现出一种疏离的态度——既非敌视，也非忠诚，更像是旁观者。
与此同时，天皇制的神圣性在民间遭遇挑战。自称“正统天皇”的人物纷纷出现，如熊沢宽道，他宣称自己才是南朝皇统的真正继承者，并公开指责裕仁是“战争罪犯”。新兴宗教如玺宇教和天照皇大神宫教兴起，其领袖自称天照大神的化身，吸引大量信徒，进一步削弱了天皇的神圣权威。这些现象表明，战败后日本社会的信仰体系正在重构，天皇不再是唯一的精神核心。
面对危机，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保守精英合作，试图重塑天皇形象。为避免裕仁被追究战争责任，他们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天皇脱下军装换上西装，在全国巡幸以塑造亲民形象，并在新宪法中剥夺其政治实权。最关键的一步是1946年元旦发布的《人间宣言》，表面上否定天皇的“神格”，实则经过精心措辞，使其既满足西方要求，又保留天皇制的传统合法性。
《人间宣言》的起草过程颇具戏剧性。最初由英国学者布莱斯和美国军官亨德森草拟，明确否定天皇和日本人是“神的子孙”。但日本宫廷在最终版本中大幅修改，加入明治时代的《五条御誓文》，强调日本民主化的“传统根基”，同时用晦涩的“现御神”一词替代直白的“神性”否定，使普通民众难以理解其真正含义。外务大臣吉田茂甚至不知“现御神”为何意，而首相币原喜重郎在官方解读中完全避谈“否定神格”，转而强调“建设民主主义新日本”。
西方对此反应积极，《纽约时报》称赞裕仁是“日本历史上的伟大改革者”，麦克阿瑟更宣称天皇已成为“民主化的领袖”。然而，宣言的实际效果有限。民众对天皇的态度并未剧烈转变，右翼也未如预期般激烈反抗。天皇本人通过新年和歌含蓄表达“松树虽负重雪，本色不改”的意象，暗示其本质未变。
最终，战后的天皇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妥协：表面上，天皇从“神”降为“人”，成为民主的象征；实际上，通过语言模糊化、历史符号的嫁接，其神圣性仍被部分保留。这一转型并非源于民众的推动，而是精英阶层与占领当局的共谋，使天皇制在战败的废墟中得以延续，成为日本战后秩序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