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时，日本天皇制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引领“圣战”的天皇，战后却成为新生民主国家的核心象征。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美日双方政治博弈的结果。
战时，天皇被塑造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核心，士兵们以天皇的名义奔赴战场，《臣民道》等宣传材料更是将天皇神圣化，强调臣民的绝对忠诚。然而，战败后，天皇裕仁却未被追究战争责任，反而在日本新生民主国家中被置于中心地位。麦克阿瑟及其心理战专家团队认为，天皇在日本社会中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通过“楔入”策略将天皇与军国主义分离，利用天皇实现日本的投降和战后重建。费勒斯等人的观点认为，天皇可以成为战后和平政府的核心，帮助日本实现民主化，同时避免对天皇的攻击引发日本人的激烈反抗。
日本政府和皇室在战败后积极推动“护持国体”的战略，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主义者的形象，将战败责任归咎于军国主义分子而非天皇。外务大臣重光葵在与麦克阿瑟的会面中强调天皇的和平主义立场，推动间接统治的实现，尽管他后来被起诉为战犯。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多次会面均保密，双方通过媒体发布有利于各自目标的信息。麦克阿瑟称天皇为“日本第一的绅士”，而日本方面则强调天皇对占领进程的“满意”。通过这些互动，麦克阿瑟巩固了天皇的象征地位，同时确保了占领政策的顺利实施。
美军占领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禁止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调查、控制舆论等方式，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与民主的象征。日本皇室通过举办传统活动等方式，与占领军高层建立良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天皇的形象。然而，这种对天皇的重新塑造并非没有代价。天皇制的维持与重新神化损害了国民的主权地位，强化了父权制和民族主义。天皇仍然是日本民族主义和神道教的核心象征，其存在与现代民主理念之间存在矛盾。
天皇制的延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日本社会，但也导致了对战争责任的模糊处理，以及对民主原则的潜在损害。日本政府和皇室通过各种手段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主义者的形象，但这种形象的塑造却掩盖了天皇在战争中的实际角色。天皇裕仁在战时并非完全被动，他签署宣战诏书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说法，也难以令人信服。然而，美军占领当局为了实现占领目标，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问题。
最终，天皇制的保留虽使战后日本社会平稳过渡，但也埋下了历史认知的隐患。美国的选择出于现实利益，却牺牲了正义原则；日本精英的配合维护了旧秩序，却阻碍了真正的民主反省。天皇制民主的实质，并非彻底的民主化，而是战前体制在美军占领下的适应性延续。这一特殊安排，至今仍影响着日本的政治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