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里对袁绍的描述颇为有趣，将其塑造为一个大蠢货，以此来凸显曹操的雄才大略。但实际上，曹操能在汉末群雄中胜出，绝非仅因袁绍之蠢，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
曹操的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狠辣手段与高效的汲取机制。曹操热衷屠城，“徐州大屠杀”等暴行令人发指，还制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法令，给百姓带来巨大恐惧。在对待豪强方面，他打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旗号，行剥夺大族土地与依附人口之实，将其变为曹魏可汲取的资源。这种摧抑豪强的策略，使得曹操能有效加重对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为对外扩张提供支撑。同时，曹魏的屯田制度堪称残酷。民屯中，屯田民终身被束缚，产出大半上交官府，还要承担繁重徭役；军屯里，“士家制度”让屯田兵及其子孙世代为兵奴兼农奴，为防止逃亡，曹操制定《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士”的家属为官奴婢。可见，曹魏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汲取机制，这才是曹操胜出的关键。
蜀汉的崛起同样离不开强力的汲取机制。刘备入益州后，采纳刘巴建议，铸造“直百五铢钱”，以重量仅为旧钱3-4倍、面值却为100倍的新币，配合官府对市场和物价的控制，迅速汲取民间财富以充实国库。为保障这一政策实施，诸葛亮等人制定“蜀科”严刑峻法，对益州百姓进行高压统治。这种统治因人而异，对有利于政权稳定的人较为宽容，对可能威胁政权的人则严厉打击。蜀汉还长期滥铸货币，如“太平百钱”重量不断下降，敛财力度持续加重。诸葛亮通过制造“平等的贫穷”来消解百姓不满，但他死后，刘禅的放纵让这一平衡被打破，导致百姓对刘禅政权的不满加剧。
此外，三国时期皇权与知识分子的冲突也影响深远。以何晏为例，他有学识、讲修养，但其政治思想主张君主无为，将治理交托官僚集团，与曹魏皇权需求背道而驰，因此长期遭受打压。魏明帝以“浮华交游”之名打压何晏等知识分子，何晏为自保，不得不违心赞颂魏明帝，甚至通过穿女装、涂脂抹粉来自污。此后，魏晋南北朝诸多名士为求政治安全，纷纷转走阴柔路线，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皇权的高压和知识分子为求自保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这种集体审美异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压抑和知识分子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