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句话——“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不少人疑惑：这难道意味着同居就要“被结婚”了？分手也要“分家产”吗？官方很快澄清，这一认定仅限于反家暴领域，不涉及财产分割或继承问题。同居期间的财产，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则按出资比例分割，绝不会自动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但即便如此，人们的质疑并未消散：既然法律能将婚前同居关系视作家庭关系，那还要结婚登记做什么？反家暴法本身是不是多此一举？
最高检的初衷听起来是好的。他们提到，随着社会交往方式多样化，许多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处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比如，轰动一时的“包丽案”中，女方因精神虐待自杀，但由于未登记结婚，施暴者一度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将婚前同居关系纳入“家庭成员”范畴，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让精神虐待、情感操控等隐形暴力也能被认定为家暴，从而保护受害者。
但问题在于，这种认定可能适得其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家庭”二字常常成为暴力的遮羞布。陌生人打你一巴掌，警察可能直接按治安案件处理；但同居男友打你，则可能因为“家务事”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法律执行中反而容易和稀泥。将同居关系纳入家庭范畴，如果执行不当，反而可能降低施暴者的犯罪成本，把清晰的刑事问题搅浑成模糊的伦理纠纷。
至于反家暴法的出台，本意是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但细想之下，这一法律是否真的必要？我国已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处理所有暴力行为。故意伤害、虐待等罪名，已经足以完全覆盖家暴的范畴。反家暴法的特殊化，反而创造了一种“法律歧视”。
举个例子：如果陌生人在街上殴打你，警方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施暴者；若造成轻伤以上，则可按《刑法》故意伤害罪追责。但如果是配偶或同居伴侣施暴，案件可能被归入“家暴”范畴，处理方式往往更温和——比如先调解、告诫，即使刑事追责其处罚力度也低于前者：比如殴打陌生人致重伤、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殴打老婆若以虐待罪定罪，即便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最高也仅判七年有期徒刑。
这种区别对待，无形中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打家人比打陌生人“罪轻一等”。这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变相纵容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反家暴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把暴力行为按身份标签化。暴力的本质是对人身权的侵犯，不应因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而改变。一个人的身体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论施暴者是丈夫、男友还是路人，暴力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血和痛。法律应当聚焦于行为本身，而非身份关系。反家暴法的存在，反而让司法实践多了层“家庭滤镜”，容易导致执法软化和受害者维权困难。
另外，最高检对同居关系的认定，虽说仅限于反家暴，却无形中模糊了婚姻与同居的界限，同时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公众的担忧在于：今天为了反家暴将同居算作家庭，明天会不会为了生育率或社会稳定，将同居等同于事实婚姻？后天会不会模糊化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这种“滑坡效应”并非杞人忧天。法律的定义权一旦被扩大，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拓展到其他领域？
同居的本质是自由契约的试水期。很多人选择同居，正是为了规避婚姻的沉重责任。如果法律强行赋予其“家庭”属性，就等于剥夺了这种自由。更关键的是，这种认定可能加剧社会焦虑。当前年轻人恐婚恐育，部分原因正是婚姻法律风险过高——离婚冷静期、财产分割复杂、家暴执法不力等。将同居关系“家庭化”，可能会让人连同居都不敢尝试，进一步压缩亲密关系的空间。
对于解决家庭暴力的根本之道，不应该是创造特殊法律，而是坚持普适性原则。法律应当把家人当陌生人一样保护：打断一根肋骨，无论施暴者是丈夫还是路人，都应同罪同罚。这不仅能震慑暴力，还能消除“家庭特权”的错觉。
事实上，许多国家已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美国部分州在处理家暴时，逐渐淡化“家庭”标签，直接按普通暴力罪追责。这既简化了司法流程，也提升了保护力度。我国法律亦可借鉴：完善《刑法》中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的适用细则，确保所有暴力行为一视同仁。同时，加强执法监督，杜绝“和稀泥”现象。
对于同居关系，法律应尊重其契约自由。双方可通过协议明确财产、责任边界，而非依赖国家强行定义。反家暴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方法需改进——与其扩大“家庭”范畴，不如强化对一切暴力行为的零容忍。
最高检的认定，虽然反映了法律对社会变迁的适应，但好的法律不应该为了解决旧问题而去制造新问题。反家暴法的特殊化，以及同居关系的“家庭化”，看似进步，实则是画蛇添足。法律的生命在于平等执行。暴力没有“家”与“非家”之分，只有对与错之别。与其在身份关系上做文章，不如回归本质：任何侵犯人身权的行为，都应受到同等严惩。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无论已婚、同居还是独身——都真正享有法律庇护下的安全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