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向徐继畲赠送华盛顿画像，彼时徐继畲在总理衙门任职并出任同文馆总管大臣，这一事件不仅是对徐继畲个人的赞誉，更是国际社会对晚清改革的积极回应。
回溯至19世纪40年代，几乎同时完成的《瀛寰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因作者履历不同呈现出显著差异。魏源长期担任幕僚，与洋务接触甚少，《海国图志》充斥着文化优越感，他牵强划分地球大洲，将“西洋教”论证为抄袭，还将传教士活动描述为邪术。而徐继畲作为负责对外通商的官员，与外国人士频繁交往，其《瀛寰志略》极少使用文化贬损词汇，对基督教包容，尤其对华盛顿盛赞有加，展现出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这种差异也源于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
然而，两本书问世后命运迥异。《瀛寰志略》刚出版便遭非议，被指妄称王气不在大清、挑战皇权、长外夷威风，徐继畲仕途因此大受影响，因“神光寺事件”被降职、罢职。即便后来被重新起用，他在同文馆的改革也因朝野舆论攻击而失败，无奈辞职返乡。与之相反，《海国图志》虽也有人批判，但因在文化制度层面蔑视“夷狄”，整体获得清帝国主流知识群体认同。但到1895年，传教士因书中污蔑传教士的内容引发教民冲突，联名抗议希望禁书，总理衙门拒绝。
《瀛寰志略》虽在国内饱受争议，却在国际上获得关注，日本两次翻刻，还促成美国赠画像。徐继畲通过这本书为清帝国知识界带来全新世界认知，揭示了大清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地位，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但这些新知识严重冲击了知识界根深蒂固的自信心，引发抵制排斥。时代不愿面对这些问题，最终将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淘汰出局。徐继畲的遭遇，反映出晚清社会在思想变革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也凸显了传统观念对新思想接纳的重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