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提出，历史事件若失去了当下的参照意义，便会从社会论战的领域转移到了学者讨论的领域。反之，若历史事件仍具有当下参照意义，它就不可能仅限于学者讨论，而是会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持续成为公共话题。
辛亥革命在中国便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清王朝对现代转型的无知，导致应对失据，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仍沉浸在“华夏中心论”中，要“严夷夏之防”。而洋务运动从一开始便阻力重重，清王朝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居然还对是否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犹豫不决。
甲午战争后，体制变革提上议程。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拒绝改革，丧失机会。体制外的力量开始担当起变革的任务，要求推翻体制。庚子巨变后，清廷开始新政，但为时已晚，形势已剧变，其统治合法性遭普遍怀疑，有声音开始提出要求立宪。
1905年日俄战争结果使立宪风潮再起，革命派也开始形成力量。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三种政治力量开始角力。1905年11月，《民报》创刊，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激烈论战，持续十五个月。论战最核心的问题是是否需要暴力革命。
革命派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共和立宪，而立宪派认为暴力将带来灾难。清政府在压力下颁发仿行立宪的上谕，但改官制中将汉族官员排除在外，使人们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梁启超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使革命派力量稍息，而官制改革使革命派其势益张。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扩大了君权，缩小了民权，其立宪步骤一拖再拖，连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
1910年，立宪派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清廷拒不妥协，不愿让出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一意孤行，结果众叛亲离，离垮台只有一步之遥。
而辛亥革命是各方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相对温和。立宪派的态度变化原因在于既有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其要求，清王朝的覆亡则是其面对现代转型挑战的应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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