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白马之盟对秦制有所制约，但皇权的扩张野心使军功列侯与诸侯王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制约；汉文帝推行列侯就国，极大削弱了军功集团的影响力；汉景帝在七国之乱中的胜利，进一步使地方王国势力走向衰微；至汉武帝时代，秦制正式回归，这一转变给西汉百姓带来了深刻影响：如汉宣帝时御史大夫萧望之所言，汉武帝时朝廷垄断海场致使海鱼消失，恢复民营后鱼才重现，彰显出秦制皇权的贪婪与无远弗届。
西汉立国之初，游士是重要的政治力量。楚汉争霸时，张良点明汉立国基础是游士，但游士的流动性和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景帝时代，游士之风依旧盛行，齐地游士邹阳的言行充分展现出他们对朝廷权威的漠视。游士之风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其代表的自由对部分人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汉帝国建立时游侠背景深厚，诸侯王及军功集团势力强大，加之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把持，知识分子缺乏上升渠道，众多人选择成为游士。
然而，随着皇权对军功列侯与诸侯王势力的打压，游士的生存空间逐渐变窄。
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发布求贤诏对游士进行规训。与刘邦的求贤诏相比，汉武帝的诏书已无游侠色彩，完全是君王选拔臣僚的方式。其目的在于打破军功集团的官职垄断，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削弱诸侯王与朝廷勋贵的势力。随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出台，这既是为了控制游士，也是引导游士思想学术转型的手段，通过体制规定的选拔标准塑造符合要求的知识分子。
但建元元年的改革因触及多方利益而遭受挫折。
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汉武帝重启改革，将消弭游士之风作为施政重点。窦婴、灌夫因养士触怒汉武帝而死，淮南王刘安因阴结宾客被治罪，郭解作为底层游士代表也被灭族。这些事件表明，新时代不容许彰显独立性的养士行为，朝廷致力于打造原子化的社会结构。
最终，游士退出历史舞台，无为而治的时代一去不返；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与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形态形成，秦制全面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