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常说，中国人有三样东西最为擅长——烹饪、农业和历史。
其中，历史，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宗教的空白。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是中国历代治国者最重视的东西。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警世格言。
历史智慧，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天桥底下的评书，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无论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轮回”。
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种范式
关于中国近代史，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
这种范式，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其后，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场……
以上救亡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历经血腥残酷的动荡，直到1949年，历史才掀开新的篇章。
◎第二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回应西方冲击的历史。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视角之一，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这一范式影响颇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外界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
◎第三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学习西方，融入现代文明的历史。
“冲击与回应”范式的质疑者认为，在费正清眼中，中国本身没有变革的动力，只有冲击才会推动变革。这严重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秉持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面对西方冲击，中国并不是只有被动应对，相反，具有学习西方的强大意愿，其代表人物就是民国学者蒋廷黻。1938年，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图存，非“西化”不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等等。
在此视角下，中国就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考生，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力图在这场历史大考中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
可以说，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作品，都可以囊括进以上三种范式中。区别主要在于，视角不同、价值尺度不同，以此串联起来的事件、人物，所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不同。那么，有没有新的范式，能够紧扣中国近代转型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有。王人博老师的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正是一种从公法视角，重新理解历史的新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到底新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1840”这个年份，之所以被反复诉说，因为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重大分野。然而，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在上述三种范式中，这可能是一个边缘问题，但在政治学，或“公法”（宪法）视野下，这却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比如，无论哪一种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都绕不开的“现代化”一词，在主流历史范式中，主要是器物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工具，但在公法视野下，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却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
简单说，一般范式下历史，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第一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真相”大白于天下，历史悲剧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历史“规律”（假如有的话），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辙，但如果能抓住历史的真问题，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1861年，年轻的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垂帘听政”。此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前现代国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都逃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依附，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产生后，个人从血缘的依附结构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悖论——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平等，那为何还要构建一个国家？
因为，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否则社会将会倒退回野蛮的丛林状态，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国家必须承诺每个人在被统治的状态下，依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
这份承诺就是宪法。所以，卢梭才说：“我们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
可见，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1840年以来的中国》全书上、下两部所探讨的，正是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三大转型困境
1840年，在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强大武力面前，大清帝国的威严扫地，天朝永恒的幻梦破碎了，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被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了。
然而，中华帝国的秩序，历经上千年打磨，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其运行像钟表一样精密，其严丝合缝之程度，根本没有给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留下任何空间。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中国》一书中，总结出三大“转型困境”：
◎转型困境一：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当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立刻陷入两难困境：若因循旧规，自然死路一条，但若激进西化，就会发生排异反应，引发社会崩溃。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现代化，等死；现代化，找死。
大致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与西方，在政治制度（集权与分权），经济制度（自由市场与官商经济），法律制度（人治与法治）等重大问题上几乎截然不同。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汤因比语），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转型困境二：西方文明史呈现的基本面相是，从传统到现代，必须“先集权（构建世俗的绝对主义国家），再分权（在平等的地基上，让权力分立制衡）”的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2000年大一统历史的超大规模中央帝国，如果“先集权”，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是马上回到传统，让脆弱的现代转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师说：“现代化转型，最为需要一个‘合法的最高权威’，通过它动员起各种资源，组织起各种力量，从而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路。”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就像一个马赛克，远看似乎是一个整体，近看却是满地的碎片，中央权威式微，各种“封疆大吏”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军阀式”的自治权力。
这种情况下，即便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其宪法最终的效果，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与动荡。
此后，在历经动荡后，集权完成了，但转型后半场，面临的困境依然如故。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最后，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
“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转型困境三：传统社会中，精英与民众之间，泾渭分明，前者积极求索，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后者却相反，和今天常说的岁月静好并无两样，因此，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自然出现“民众不急，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传统社会的权力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是官僚和士大夫们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说，官府不过是交税的对象，是交给李（唐）家还是赵（宋）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是国家与民众之间在非强制前提下的契约，如果民众不参与，精英设计出来的宪法再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现代国家绝不可能在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一边是民众不急精英急的传统，一边是民众不参与就无法运转的现实，构成了1840年以来，走马灯一样的立宪实验屡屡失败，现代转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个经典困境，一言以蔽之，1840年以来的转型之路，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变革的难题所在。可见，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