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巨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大困境

2020年8月30日09:55:19历史的巨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大困境已关闭评论

坊间常说,中国人有三样东西最为擅长——烹饪、农业和历史。

其中,历史,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宗教的空白。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是中国历代治国者最重视的东西。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警世格言。

历史智慧,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天桥底下的评书,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无论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轮回”。

中国文化市场上,“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观点争议最大,受关注最广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种范式

关于中国近代史,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

这种范式,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其后,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场……

以上救亡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历经血腥残酷的动荡,直到1949年,历史才掀开新的篇章。

历史的巨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大困境

第二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回应西方冲击的历史。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视角之一,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这一范式影响颇广。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外界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

第三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学习西方,融入现代文明的历史

“冲击与回应”范式的质疑者认为,在费正清眼中,中国本身没有变革的动力,只有冲击才会推动变革。这严重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秉持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面对西方冲击,中国并不是只有被动应对,相反,具有学习西方的强大意愿,其代表人物就是民国学者蒋廷黻。1938年,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中国要图存,非“西化”不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等等。

在此视角下,中国就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考生,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力图在这场历史大考中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

可以说,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作品,都可以囊括进以上三种范式中。区别主要在于,视角不同、价值尺度不同,以此串联起来的事件、人物,所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不同。那么,有没有新的范式,能够紧扣中国近代转型与变迁的核心问题,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

有。王人博老师的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正是一种从公法视角,重新理解历史的新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到底新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1840”这个年份,之所以被反复诉说,因为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重大分野。然而,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在上述三种范式中,这可能是一个边缘问题,但在政治学,或“公法”(宪法)视野下,这却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比如,无论哪一种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都绕不开的“现代化”一词,在主流历史范式中,主要是器物的现代化,是强国的工具,但在公法视野下,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却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

简单说,一般范式下历史,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第一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真相”大白于天下,历史悲剧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历史“规律”(假如有的话),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辙,但如果能抓住历史的真问题,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1861年,年轻的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垂帘听政”。此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前现代国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都逃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依附,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产生后,个人从血缘的依附结构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悖论——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平等,那为何还要构建一个国家?

因为,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否则社会将会倒退回野蛮的丛林状态,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国家必须承诺每个人在被统治的状态下,依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

这份承诺就是宪法。所以,卢梭才说:“我们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

可见,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不是科学,不是技术,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1840年以来的中国》全书上、下两部所探讨的,正是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三大转型困境

1840年,在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强大武力面前,大清帝国的威严扫地,天朝永恒的幻梦破碎了,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被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了。

然而,中华帝国的秩序,历经上千年打磨,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其运行像钟表一样精密,其严丝合缝之程度,根本没有给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留下任何空间。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中国》一书中,总结出三大“转型困境”:

◎转型困境一: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当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立刻陷入两难困境:若因循旧规,自然死路一条,但若激进西化,就会发生排异反应,引发社会崩溃。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现代化,等死;现代化,找死。

大致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文化与西方,在政治制度(集权与分权),经济制度(自由市场与官商经济),法律制度(人治与法治)等重大问题上几乎截然不同。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汤因比语),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转型困境二:西方文明史呈现的基本面相是,从传统到现代,必须“先集权(构建世俗的绝对主义国家),再分权(在平等的地基上,让权力分立制衡)”的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2000年大一统历史的超大规模中央帝国,如果“先集权”,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是马上回到传统,让脆弱的现代转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师说:“现代化转型,最为需要一个‘合法的最高权威’,通过它动员起各种资源,组织起各种力量,从而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路。”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就像一个马赛克,远看似乎是一个整体,近看却是满地的碎片,中央权威式微,各种“封疆大吏”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军阀式”的自治权力。

这种情况下,即便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其宪法最终的效果,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与动荡。

此后,在历经动荡后,集权完成了,但转型后半场,面临的困境依然如故。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最后,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

“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转型困境三:传统社会中,精英与民众之间,泾渭分明,前者积极求索,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后者却相反,和今天常说的岁月静好并无两样,因此,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自然出现“民众不急,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传统社会的权力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是官僚和士大夫们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说,官府不过是交税的对象,是交给李(唐)家还是赵(宋)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是国家与民众之间在非强制前提下的契约,如果民众不参与,精英设计出来的宪法再完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现代国家绝不可能在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一边是民众不急精英急的传统,一边是民众不参与就无法运转的现实,构成了1840年以来,走马灯一样的立宪实验屡屡失败,现代转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个经典困境,一言以蔽之,1840年以来的转型之路,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中国变革的难题所在。可见,未来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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