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俄国废除农奴制，美国深陷南北内战，而清帝国也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此前一年的“庚申之变”，京城沦陷，皇帝北逃，成为清廷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为应对英法联军，清廷于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廷与世界对接的专门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其外交心态的微妙转变。同年，咸丰皇帝在忧惧中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皇帝在位期间，一心想为父雪耻，一改道光朝的议和路线，重用主战派，罢黜那些被指“抑民奉夷”的官员。然而，咸丰皇帝的强硬政策缺乏实力支撑，现实残酷地将他的强硬碾碎。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英法联军的入侵，八旗军队腐朽不堪，一触即溃。无奈之下，咸丰帝只能重用汉族官员组织武装。在外交上，他坚守“天下共主”的颜面，执着于西方使节的跪拜礼仪，却因清军战败，无力阻止西方以鞠躬礼觐见。最终，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出逃，即便英法联军撤离，他仍因担忧洋人要求觐见而拒绝回京。
皇帝避居热河，外交事务却迫在眉睫。面对英法联军的压力，清廷被迫调整对外政策。洋人不满“抚夷局”的称谓，奕訢等人奏请设立新机构，总理衙门由此诞生。奕訢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认识到，条约外交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从主战派转变为条约外交的倡导者，他意识到设立专门机构处理洋务的必要性。咸丰虽同意设立，但试图以“通商”二字限制其权力范围，后经奕訢劝说才去掉“通商”。不过，咸丰始终对总理衙门权力过大心存戒备，限制其与地方督抚的直接联系。直至咸丰病逝，奕訢等人发动政变，总理衙门才逐渐成为晚清改革的中枢，但其成立之初不过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屈辱让步。
在思想领域，1861年冯桂芬将《校邠庐抗议》初稿寄给曾国藩。冯桂芬受林则徐影响，关注现实问题，其书不仅表达对国家受制于小夷的愤慨，更提出了深刻的改革路径，如指出清廷在人才选拔、经济发展、君民关系、风俗文化等制度方面的不足，见解远超同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因时代局限，冯桂芬对自己的主张将要面临的舆论批判深感不安，对书稿进行删改，并用传统政治理念包装改革主张，并寻求曾国藩为图书作序；曾国藩虽赞赏该书，却因书中内容可能带来麻烦而未写序。冯桂芬最终选择将著作尘封，生前未予出版。直至其去世后多年，该书才逐渐面世，但即便在戊戌变法期间，书中主张仍遭到官员的严厉批评，且始终未能与总理衙门形成共鸣。
1861年，清帝国在政治、外交和思想等多方面都经历着艰难的变革。总理衙门的设立、咸丰帝的坚持与无奈、冯桂芬改革主张的埋没，都反映出这个古老帝国在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彷徨，也预示着未来改革之路的艰辛与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