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聚焦于1861年至1911年这50年间晚清的改革历程，揭示了这段历史在中国三千年文明中的关键地位。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50年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重要节点。
大航海时代后，全球产业酝酿着巨变，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当时的清廷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盛世想象中，对欧洲的巨变毫无察觉。直到20年后，英国人带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来到中国，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却遭清廷拒绝。假如清廷能够及时开放国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可能被改写。但历史无法重来，清帝国在英国工业革命100年后才被迫开启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晚清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带有严重的问题。洋务运动虽然推动了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等领域的进步，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的变革目标，这场运动显得畸形而低效。清廷的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作者指出，愚民教育在变革中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解释了晚清改革中遇到的诸多障碍，许多问题源于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屏障，难以逾越。
尽管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沿江沿海的城市群逐渐形成，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然而，洋务新政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政府垄断资源市场，民众未能从发展中获益，经济增长的普遍性无从谈起。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和国家的再造，需要重建社会体制和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等人已有深刻认识，但清廷的改革始终未能触及根本。
甲午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巨大精神创伤，但也促使中国人开始深刻反思。战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主流观念，人们认为只需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即可。战后，国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认识到需要向西方全面学习，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认识到体制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主义者的思想逐渐影响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这种观念的转变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契机。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同样值得关注。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段时期的变革如同儿戏，但实际上，清廷在日俄战争后的外交困境中被迫推动政制改革，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等举措显示了清廷在体制变革上的努力。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辞世使清廷陷入“后威权体制”，摄政王、隆裕太后和宣统帝的统治班底极为脆弱，无法应对迅速成长的资产阶级和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最终，武昌首义推翻了清帝国270年的统治。
清帝国虽然落幕，但晚清50年改革并非毫无意义。它为中国积攒了一定家底，留下了宝贵的制度性思考。通过复盘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还能从中汲取教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