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立宪背后的时代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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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覆没 | 南山书店

晚清末年,经历了庚子巨变的惨痛洗礼,清廷于内外交迫中艰难开启新政之路。

1901年,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发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学习西方,但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

从1901年到1905年,新政在多领域有所建树。经济上,设立商部,一系列法规为工商业发展保驾护航;军事领域,加速新军编练,革新兵制,军官学校与练兵处纷纷登场;教育层面,废除科举,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得以奠基;司法改革同步启动,力求制定中外通行律法;还顺应列强要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然而,时过境迁,这些举措已经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社会对深层次变革的呼声:立宪,日益高涨。

此间,不少重臣呼吁清廷效仿英、德、日等国立宪,张謇访日归来后积极投身立宪运动,背后是绅商群体乃至壮大起来的商人阶层对保障财产权的期盼。

甲午惨败、庚子之乱,加之《马关条约》后民间投资实业热潮涌起,商人力量今非昔比,他们期望借立宪稳商业、保权益,成为推动立宪的有生力量。

日俄战争成为局势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场在中国东北领土上爆发的列强争利之战,清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

立宪派坚信日本能凭借君主立宪制战胜专制沙俄,果不其然,日本的胜利让立宪派借机大张旗鼓宣扬立宪优势,立宪强国、救亡理念深入人心,沉寂的立宪运动再度风起云涌。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镇压,却让众多青年学子走向反面。

从最初上海张园集会抗议俄国侵略,到留日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爱国热情高涨的学生运动却被清庭视作反清革命加以严禁。

蔡元培等师生由此转向激进,孙中山也顺势将活动重心移至留日学生群体,同盟会应运而生,革命力量逐步汇聚。

清末历史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三足鼎立,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态势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探索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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