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清政府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洋务运动应运而生，洋务派试图通过学习并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来增强国家实力，然而，这一过程充满了阻力，尤其是来自顽固派的反对。
顽固派坚守传统观念，对新引进的器物持强烈的质疑态度，认为这些新事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使得洋务运动充满坎坷、艰难前行。
以电报和铁路为例，电报作为一种新兴通讯技术，能够实现远距离的快速信息传递，这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清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急需电报助力，但是顽固派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出发，将电报斥责为奇技淫巧，认为其会污染中国文化、破坏国家安全，全然不顾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巨大价值。
铁路的建设更是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论。洋务派深知铁路对于国防、经济的重要性，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路主张，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以破坏风水、卖国资敌、夷夏之辨以及改变神圣传统等理由，构建起强大的反对话语体系，使铁路建设迟迟无法推进。
在海军建设方面，传统观念的束缚同样显著。在近代海军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关，各水师各自为政，难以协同作战。但当有人提出设立全国性的海军衙门时，却因被认为有以夷变夏之嫌而遭到反对。直到中法马江战役惨败后，清廷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意成立海军衙门。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传统观念中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的现代化进程。
顽固派凭借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将新器物的引进上升到道德和政治的高度，使洋务派在推进变革时举步维艰。
这种一味维护传统、拒绝新事物的态度，不仅未能真正维护传统文化，反而耽误了其发展创新，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使中国在面对列强环伺的局面时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时机，进一步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
顽固派们看似是标榜道德满腔爱国，但实则却是误国害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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