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构建起高度集权的体制，对汉族多有防范，地方严格受制于中央，地方的军政行政财政相互分权且制衡，以确保皇权独尊。
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清廷原有的体制在战争的重压下破绽百出，为求自保，清廷不得不下放权力，地方督抚权力借此得以扩张。
军权方面，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崛起，其募练与指挥皆由督抚操持，清廷对军队的掌控力被削弱。
财权上，战争致使部库藩库空虚，各省截留税收自辟财源，获取了独立的财政自主权，清廷对地方财政收支状况逐渐失控。
行政人事权也随之转移，布政使和按察使渐成督抚属员，督抚在地方行政人事安排上的话语权显著增强。
与此同时，地方士绅的势力也在悄然壮大。为镇压太平军，地方团练蓬勃兴起，部分团练取代保甲组织，从单纯军事组织向政治组织演变，地方事务的处理愈发依赖士绅阶层，而士绅中汉人占多数，这为汉族官员掌握大权埋下伏笔。
加之八旗绿营在太平军面前一溃千里，曾、左、李等汉族官员在收复失地中脱颖而出，汉族督抚在地方官场的占比大幅攀升，湘系淮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
晚清政治格局的这种变化与洋务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地方权力的扩张和汉族督抚势力的崛起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凭借手中新增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得以在地方施展拳脚。
他们胸怀救国之志，敏锐地捕捉到西方科技的力量，认为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提升国家实力，能够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地方大权后，积极引入西方的技术与设备，创办近代企业，新式学堂，发展近代海军，开启了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
这一场自救运动，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艰难前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尽管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晚清的命运，却为古老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契机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探索经验与深刻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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