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是晚清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恭亲王奕訢被慈禧太后摘掉议政王头衔，标志着两宫太后与奕訢联合执政的双头体制开始崩塌；同时，僧格林沁在高楼寨与捻军交战中战死，慈禧太后不得不更加倚仗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军事将领。此前，奕訢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购买近代化舰队的计划因“阿思本舰队事件”而失败，这一沉痛教训让清廷深刻认识到建设自身军工企业的紧迫性。于是，在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江南机器制造局整合相关资源宣告成立。
江南机器制造局诞生于地方督抚之手，而非改革中枢总理衙门直接创设，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地方改革遭遇的阻力远小于中央。奕訢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提议，因触及政治官僚利益，遭到大学士兼帝师倭仁等众多政治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高呼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这是“以夷变夏”。而地方督抚选派人员学习西方技术、建设近代兵工厂，所受阻力则小得多。其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督抚的兵权、财权与人事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这使得他们有动力引进坚船利炮及制造技术，有办法聚集优秀人才，也有经费支持改革项目，并且后期企业运作经费也获得了中央的支持。
在外交方面，1865年初，清廷将300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分发给各省督抚，供其处理外交问题时参考。这一举措表明，清廷虽仍坚守“华夷秩序”，但已开始意识到条约与国际法在外交中的重要性。这一转变源于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奕訢依据《万国公法》成功谴责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他国船只的行为，让他见识到国际法对外交的助力。然而，清廷仅将《万国公法》当作与外部世界发生纠纷时的对抗工具，平常依旧秉持“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的观念。
在这一时期，李鸿章的认知变化颇具代表性。早期，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远超西方，只是火器不及。但在长期采购近代军事器械和技术的过程中，他的认知逐渐发生转变。他认识到，仅购入先进武器远远不够，还需培养与之适配的具备近代军事技术与理念的人才，同时也意识到以工商业立国的重要性，并开始扶植绅商创办民用企业。到19世纪70年代末，李鸿章已抛弃旧观念，然而他所提倡的改革措施却因朝野的重重阻力而收效甚微。
当时，清帝国朝野的多数知识分子仍深陷传统的“治国平天下之术”，视洋务为奇技淫巧，对西方文明持有文化和制度上的优越感。这种观念成为晚清自强运动的巨大阻碍，如王闿运希望郭嵩焘用“圣道”去规劝英国人改邪归正。自明末清初以来，“西学源于中学”的观念盛行，从康熙时代的自大到王闿运式的狂妄，清帝国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严重脱节。尽管部分晚清知识分子试图利用这一观念为改革拓宽空间，但终究是饮鸩止渴。直至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严复才痛批“西学源头是中学”的谬论。
晚清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难险阻，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改革的重重困境，始终制约着晚清走向近代化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