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融入进程充满坎坷与波折。
尽管遭遇重重阻力,声光电化、天文历算等知识依然顽强地渗透进来。
洋务派为实现自强,率先在其所办学校中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同文馆也逐渐开设相关课程。
然而,真正促使社会风气转变、读书人开始广泛研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契机,却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向来被国人轻视的日本给予晚清的沉重一击,让国人大梦初醒,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救国之学。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先锋著书立说,大力介绍西方科学方法与精神,各地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涵盖政治、法律、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
1897年,维新派创办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课程涵盖外语、法政以及自然科学多个学科,并且在维新派的推动下,维新变法尝试将自然科学知识纳入科举考试范围,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知识体系中首次迈向合法化。
但好景不长,戊戌政变后,新法被废,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化进程戛然而止,通艺学堂也被迫解散,社会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探讨陷入寒冬。
直至经历庚子之变的惨痛教训后,清廷推行新政,于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将自然科学知识列为学校课程,历经六十余年的艰难挣扎,自然科学知识才最终在中国知识谱系中站稳脚跟,获得合法性;此时,上距鸦片战争已六十余年,下距清亡仅余六七年的光景。
这一从西学到通艺等名称的演变,深刻反映出中国对自然科学知识从最初视为外来的地方性知识,到最终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承认其为普适性知识的曲折过程。
历史清晰地表明,科学与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关键要素,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赋予了哲学家和思想家对理性的坚定信心。
而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对这种普适性知识的接纳程度,与其兴衰和社会发展速度紧密相连。
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艰难曲折的正名之路,正是国家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探索、曲折前行的生动写照,为后世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历史教训与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