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是一种地理认知，更被赋予了伦理内涵，中国以华夏之尊居于中央，而周边则为四方之夷。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在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带来《坤舆万国全图》，将地圆说等现代地理学知识引入中国，但遭遇了强烈抵制，被斥责为邪说惑众，使得现代地理学的传播举步维艰。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内的一些先进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深感对西方了解的匮乏，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招募人员翻译西方书报，直接与夷人交流互动，主持编译的《四洲志》更是对世界地理知识的重要启蒙，然而，林则徐的这些努力在当时却饱受非议，被指责为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之后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他在书中仍以传统观念牵强论证中国为世界中心，体现出传统思想的强大禁锢力。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则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较高水平，其如实描绘世界图景，按西方原图描摹地图，却因冲击天朝上国的迷梦，而面临诸多指责。
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书籍出版后，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反而遭受冷遇与批判，许多官员在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仍秉持着十年前的错误观念，可见这些书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的失败本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宝贵机遇，但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大多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荣耀中，仅从传统的夷狄边患视角看待与西方的冲突，未能正视现实，从而错失了及时转变观念的良机。
直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魏源、徐继畬等人的著作才逐渐受到重视。1875年郑观应发表《论公法》，明确提出中国应抛弃华夷观念，加入国际公法体系，这反映出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在经历了漫长的阵痛后，终于开始有了些许转变。
但这一转变过程耗时长达三十余年，足以彰显中国近代摆脱传统观念束缚、走向世界的认知醒悟之路的艰难与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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