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注意过这样的现象：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经过社交网络的几轮转发，就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暴；一次公开演讲中，演讲者几句充满感染力的口号，便能令台下人群群情激愤；甚至，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一个精心剪辑的视频片段，就足以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同仇敌忾，将矛头指向某个具体的对象。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情感极易被“引爆”的时代。个体的理性思考，常常在集体情绪的浪潮面前显得脆弱不堪。那么，究竟是什么内在的机制与外部的土壤，共同造就了民众情感与意识这种高度的“可燃性”？这并非简单的“民众愚昧”可以概括，其背后交织着深刻的人类心理本能、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精巧的操控技术。
从认知的底层逻辑来看，人类大脑并非为纯粹理性而设计。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快速做出判断、跟随群体行动，往往比独自进行漫长而缜密的逻辑推理更具生存优势。这塑造了我们思维中根深蒂固的“捷思”或“认知偏误”。
首先，情感通常跑在理性前面。面对复杂信息时，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愤怒、恐惧、同情、自豪）能率先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并迅速为事件定下“好”或“坏”的基调。这种机制在危险来临时能救命，但在信息纷繁的现代社会，却容易被特定的符号、画面或叙事所触发，从而绕过事实核查与逻辑分析。一个令人血脉偾张的受害故事，远比一份枯燥的数据报告更能直接撼动人心。
其次，从众与归属的深层渴望。人是社会性动物，对孤立有着本能的恐惧。当一种观点或情绪在周围形成“主流”或“多数”态势时，个体为了获得认同、避免排斥，会倾向于调整自己的判断以迎合群体。这就是著名的“从众效应”。在群体中，怀疑的声音会自我审查，“大家都这么想，那大概就是对的”这种想法会悄然占据上风，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被无形削弱。
再者，简化与标签化的思维倾向。世界是复杂多因的，但人类大脑偏好简单的因果解释和鲜明的对立形象。将复杂问题归结为“好人”与“坏人”、“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叙事，能极大地减轻认知负担，并提供明确的情感投射对象。煽动性言论往往擅长此道：塑造一个清晰的“敌人”（可以是某个群体、国家、制度或概念），并将所有的不满与困境都归咎于此，从而迅速凝聚起强烈的共同情感。
与此同时，当个体融入群体，尤其是处于匿名或情绪高涨的群体中时，会发生一系列奇妙的心理化学反应。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一个多世纪前描绘的“群体心理”特征，在今天的网络广场上依然清晰可见。
最显著的变化是责任感的消散与力量的幻觉。在群体中，个人身份被模糊，行动似乎由集体共同承担。这种“法不责众”或“匿名”的心理，使得个人平时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行为可能被释放。同时，人数众多带来一种强大的力量感，个人会感到自己正参与一项宏伟的事业，这种兴奋感足以压倒对行动本身合理性的审慎思考。
此外，群体成为情绪传染的加速器。情绪，特别是那些简单而极端的情感，在人群中的传播速度远超理性论点。一个愤怒的呼喊、一片悲情的哭泣，能像病毒一样在聚集的个体间迅速蔓延，形成强大的情感共振。此时，群体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壁，不断放大和强化某种单一的情绪，直至其变得狂热而排他。个人的理性声音，在这个共鸣场中微不可闻。
最终，群体可能导向思维的极端化。群体讨论往往不是使观点趋于中和，而是走向更激进的一端。因为在群体氛围中，为了显示忠诚或坚定，成员会竞相提出比他人更极端的立场，温和与妥协则被视为软弱或背叛。这使得群体决策和情感走向常常偏离个体单独时的中庸判断。
如果说上述心理机制是“火药”，那么当代的社会与技术环境则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和“引信”。
首先，是信息环境的碎片与茧房。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注意力是稀缺的。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倾向于推送那些能激发强烈情绪（尤其是愤怒、惊奇、焦虑）的内容，因为这类内容更能吸引点击和互动。同时，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偏好编织“信息茧房”，让我们不断接触强化已有偏见的信息，隔绝相反观点。久而久之，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被筛选和扭曲的，认知基础已然倾斜，极易被定向煽动。
其次，是表达的低成本与表演性。在网络空间，一次点赞、转发或情绪化评论，几乎无需任何代价，就能完成一次“立场宣誓”和“情感参与”。这种“廉价交谈”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投入情感浪潮，享受道德优越感与群体归属感，却不必承担现实行动的责任与风险。舆论场因而变成了情感宣泄和身份表演的舞台，而非理性辩论的空间。
最后，权威的消解与替代性期待。当正规的问题解决渠道（如法律、行政程序）被认为低效、不公或遥不可及时，民众会转而寻求“捷径”。巨大的舆论声浪，被视为一种能够快速倒逼关注、甚至迫使权威机构介入的“超级力量”。在一些成功案例的示范下，“按闹分配”的认知被强化，利用集体情绪施压，就成了许多人心中实用甚至“正义”的工具。
深知上述人性弱点与环境特点的操控者（可能是政客、极端主义者、流量追逐者或别有用心者），发展出了一套历经考验的“煽动剧本”。
其核心手法之一是断言、重复与传染。作出简洁有力、不容置疑的断言，避免复杂的推理；通过不同渠道不断重复这一断言，使其在人们脑海中生根；利用群体传染效应，营造出一种“人人皆知”、“大势所趋”的氛围，让怀疑者不敢或不愿发声。
其次是调动原始情感与道德捆绑。最有效的煽动往往直接诉诸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对生存威胁的恐惧、对不公的愤怒、对群体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同时，将这种情感与崇高的道德词汇（如“爱国”、“正义”、“解放”、“传统”）捆绑，使得追随者相信自己的狂热并非出于私欲，而是在践行神圣使命。这种道德加持，能极大地消除个人的负罪感与犹豫。
最后是提供简单的叙事与替罪羊。编织一个易于理解的“受害-英雄-恶魔”故事，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某个特定群体（如“外国势力”、“既得利益者”、“少数族群”、“精英阶层”）的阴谋或剥削。这个“替罪羊”承担了所有的指责，为群体的所有挫折和不满提供了清晰的出口，也使得任何针对这一叙事的理性讨论都可能被污名为“为敌人辩护”。
民众情感易被煽动，并非意味着民众天生愚昧或不可救药。这更多是人类心理结构、特定社会条件与精巧操控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恰恰是抵御盲目煽动的第一步。
它提醒我们，在情绪汹涌而至时，不妨有意识地“暂停一下”：审视信息的来源是否多元、论证是否完整；警惕那些非黑即白、充满道德绝对化的口号；在群体欢呼或怒吼中，尝试找回一点个体独立思考的空间。
社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尊重与理解民众的正当情感诉求，疏通其理性表达与解决的渠道，也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公民的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毕竟，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在于没有情绪的火花，而在于拥有不让些许火花演变成吞噬一切的火海滔天的制度防洪线与公民理性防线。而这防线的基石，就建立在每个个体对自身思维弱点的清醒认知，以及对理性与对话的坚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