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内卷”成了我们嘴边的高频词。
学生抱怨学业内卷，打工人吐槽职场内卷，企业家诉说行业内卷……似乎一切竞争，一切努力，一切看似“过度”的付出，都可以被轻飘飘地归入“内卷”的范畴，然后被赋予一层消极、无奈甚至悲情的色彩。
这个词像一层灰色的滤镜，罩在了许多原本生机勃勃的事物上。但我们需要警惕：当一个词汇被如此滥用，当它试图概括一切、解释一切时，它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甚至开始毒害我们的思维。
“内卷”并非土生土长的中文词。它最初是个学术概念，源自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印尼农业的研究。他观察到，在人口压力下，农民在单位土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但粮食总产出的增长却微乎其微，甚至停滞。每多投入一份汗水，换来的收获却越来越少。他把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有苦劳没功劳”的困境，称为“内卷化”。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描述一种特定的、无奈的经济社会状态：系统内部不断复杂化、精细化，消耗巨大能量，但整体却无法突破到一个新的、更高效的形态，只能在原有的框架里空转，甚至自我消耗。
然而，当这个词走出书斋，进入大众话语体系后，它的含义发生了奇异的膨胀和扭曲。
如今，只要竞争激烈一点，就是“内卷”。同事多加班一小时，是“卷”。孩子多报一个辅导班，是“卷”。商家打价格战，是“卷”。企业追求效率、优化流程，也被称为“卷”。
它成了一个万能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更关键的是，它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凡是“卷”的，就是不好的、痛苦的、应该被批判和消除的。
这便带来了第一个问题：我们正在用一把错误的尺子，去丈量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
“内卷”这个词最大的危害，在于它模糊甚至抹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真正的“内卷”（内耗）与健康的“市场竞争”。
真正的内卷，如同那个经典的“剧场效应”比喻：前排的人站起来了，后排的人被迫也得站起来，最后所有人都站着，看得却和原来坐着一样远，甚至更累。所有人的付出都增加了，但整体的福利和体验并没有改善。这是一种零和甚至负和的博弈，是系统内部的无效空转。
但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竞争，并非如此。
当一家奶茶店研究出更高效的流程，把一杯奶茶的成本从10元降到8元，然后以9元的价格出售，抢走了隔壁店的生意时，这不是内卷。这是效率提升带来的竞争优势。隔壁店若想生存，要么也提升效率，要么开发新品，要么改善服务。这个过程，淘汰了低效者，奖励了创新者，而消费者用更少的钱买到了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奶茶。社会总财富增加了。
当一名程序员为了开发出更受用户欢迎的软件而加班学习新技术时，这不是内卷。这是人力资本的自我投资。他的技能提升了，未来可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获得更高的回报。社会因此多了一个更优秀的开发者。
这些行为，本质上是通过提高自身生产率、更好地满足他人需求，来获取回报。它带来的是进步、创新和普遍生活水平的提升。把这一切都斥为“内卷”，无异于把健身锻炼等同于病态的自虐，把精进厨艺等同于无意义的折腾。
“内卷”这个词的滥用，把一切需要付出努力、面临压力的情景都污名化了。它暗示：你的努力是徒劳的，你的竞争是卑劣的，这个系统本身是罪恶的。这种暗示，消解了奋斗的意义，助长了躺平的情绪，并为逃避竞争提供了看似高尚的借口。
更深层地看，“反内卷”情绪常常隐含着一种危险的诉求：希望外部力量（通常是某种权威）来“规范”竞争，来划定一条“公平”的底线，来保护自己免受“过度”竞争的冲击。
听起来很美好，不是吗？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种保护的代价往往是停滞和匮乏。
让我们想象两个场景：
场景A（“反内卷”天堂）：行业协会规定，所有奶茶店奶茶不得低于15元一杯，所有程序员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所有企业不得“恶意降价”。市场平静了，价格稳定了，大家似乎都“轻松”了。但结果呢？奶茶店没有动力去研发新口味、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程序员没有动力去钻研前沿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出现的速度变慢；消费者面对的是更少的选择、更高的价格和更慢的迭代。整个经济像一潭温吞水，失去了活力。
场景B（“竞争”丛林）：这里没有价格同盟，没有工时管制。奶茶店为了生存绞尽脑汁，程序员为了不被淘汰拼命学习。失败者黯然退场，成功者享受荣耀。表面看，残酷又疲惫。但结果呢？奶茶越来越好喝，越来越便宜；软件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易用；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整个社会的财富蛋糕在快速做大。虽然作为生产者压力山大，但当我们切换回消费者身份时，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丰裕。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我们以生产者身份咒骂“内卷”、渴望保护时，我们往往忘记了，正是无数个像我们一样“卷”着的生产者，才造就了我们作为消费者所享受的低价智能手机、便捷外卖、高效物流和丰富娱乐。
“内卷”这个词的流行，让我们习惯于只从“生产者”的单一视角看问题，只看到竞争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却选择性忽视了竞争带来的进步和福利。这是一种认知上的“自我分裂”。
当一个概念被污名化，它就容易被利用。
“内卷”成为流行的高频词后，很自然地，就有人呼吁要“治理内卷”、“反对恶性竞争”。这些呼吁听起来充满关怀，旨在维护“秩序”和“公平”。
但什么是“恶性竞争”？谁来定义？是那个在竞争中感到压力的企业吗？是那个希望工作更轻松的劳动者吗？还是某个自认为掌握了“合理”标准的机构？
一旦权力之手以“反内卷”、“防止恶性竞争”之名介入市场，去规定“合理”的价格、“合理”的利润、“合理”的工作强度，市场最核心的调节机制——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就被破坏了。企业不再专注于如何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如何创新和提效，而是专注于如何迎合权力、如何钻营政策的空子。这保护的往往不是消费者，也不是努力的劳动者，而是那些缺乏竞争力、害怕变化的既得利益者。
这恰恰可能催生真正的“内卷”——一种围绕权力和关系进行的、不创造任何新价值的资源争夺。就像一些机构里，大家比拼的不是业绩和能力，而是谁更会写报告、谁更会搞关系、谁更能满足上级的偏好。这种“内卷”，才是我们应该警惕和反对的。
所以，为什么说“内卷”是一个坏词？
不是因为它描述的现象不存在，而是因为它被用错了地方，用坏了味道。它把“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引擎，污名化为社会的病灶；它迎合了我们人性中好逸恶劳、畏惧风险的一面，却扼杀了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另一面；它为逃避努力提供了借口，为干预市场提供了话术。
我们应该摒弃对“内卷”的滥用和恐惧。
我们要拥抱那些能带来进步、创造价值、造福消费者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残酷的，但也是仁慈的，它用无形之手奖励强者，淘汰弱者，推动着整个社会向前奔跑。
我们要警惕那些只消耗资源、不产生价值、在封闭系统里空转的内耗。那才是真正的“内卷化”。而破除这种内卷的方法，往往不是加强内部管制，而是打开系统，引入外部的新鲜空气和活水，也就是更开放的市场和更自由的竞争。
词语是思维的砖石。当我们用“内卷”来形容一切努力和竞争时，我们就在用一块灰色的砖，建造一个灰暗、被动、充满怨气的认知世界。
是时候换一块砖了。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拾起那些更质朴、更有力量的词：奋斗、创新、效率、竞争、消费者主权。
这些词并不保证轻松，但却指向繁荣，让每个人都受益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