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经济危机，人们最容易首先想到的，就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提到美国大萧条，人们想到的又会是，胡佛政府应对失措加剧危机，而罗斯福采取“新政”有效地解决了危机。然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语言腐败和百年骗局。如果人们从这场危机爆发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来看，就会发现罗斯福与胡佛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只不过罗斯福的“新政”更具迷惑性，同时因为二战的爆发，挽救了其失败的经济政策，才使得美国最终走出困境。于是，人们便把解决经济危机的功劳安在了罗斯福的头上。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胡佛和罗斯福双方均采取错误的干预主义政策，加剧和延长了经济危机的话，这场危机本可以很快得到解决。正是人们应对危机的错误观念和措施，才导致了危机的延长与加剧，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可悲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认识，以及对经济规律的错误认识，依旧主导着人们当前的观念和思想，导致了在面对新的危机时，人们依旧无法正确认识其根源，反而偏向于采取干预主义的举措，将危机延长或将代价延后。
要戳破罗斯福的骗局，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对比。
1920年，美国同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失业率攀升。当时的哈定总统及其政府，面对危机，选择了一条与后来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基本遵循了自由放任的原则，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与税收，没有试图去维持工资和物价，更没有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来“创造需求”。结果是什么？这场衰退在短短18个月内便宣告结束，美国经济迅速反弹，并开启了此后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市场依靠其内在的价格调节机制，完成了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清算。
然而，到了1929年，当一场新的、由美联储此前多年信贷扩张所催生的泡沫破裂后，剧本被彻底改写。胡佛总统——这位被后世错误地贴上“自由放任”标签的总统——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联邦干预实验。他恳求并施压大企业维持高工资，签署了大幅提高关税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全球贸易战，推动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并通过复兴金融公司向摇摇欲坠的大企业输血。他的逻辑听起来充满“善意”：维持购买力，保护就业，拯救经济。
结果却是一场灾难。人为维持的高工资，在企业收入锐减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裁员。贸易战使得全球市场萎缩，堵死了通过国际贸易缓解危机的通道。公共工程消耗了本可用于生产性领域的稀缺资本。所有这些干预，都像一双粗暴的手，死死按住了市场自我调节的阀门——价格信号被扭曲，清算过程被阻断，错误的投资得以苟延残喘，健康的调整无法进行。一场本可能像1920年那样迅速结束的急性感冒，被拖成了缠绵十余年的慢性重症。
1933年，在一片绝望中，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新政”口号上台，被塑造成胡佛的反面、美国的救世主。然而，剥开华丽的政治修辞与媒体包装，我们会发现一个冰冷的事实：罗斯福的“新政”，在本质上并非对胡佛路线的拨乱反正，而是其干预主义政策的全面升级与强化版。如果说胡佛是这场干预主义悲剧的序章，那么罗斯福就是其高潮与定型。
罗斯福的“天才”，不在于经济治理，而在于政治话术与权力操纵。他继承了胡佛所有的核心错误，并给它们披上了更迷惑人的外衣。
首先，在工业领域，他推出了《全国工业复兴法》。这部法案的本质，是一场由政府武力背书的、覆盖全国的强制性卡特尔化运动（垄断同盟）。政府通过数百个“行业法规”，为从螺丝钉到服装的无数商品设定最低价格、限制产量，并规定工资与工时。企业主若敢降价竞争，便会被送上法庭。这打着“公平竞争”、“保护工人”旗号的政策，实际效果是扼杀了竞争，保护了低效的大企业，冻结了最重要的价格调节机制。当政府强迫企业少生产时，需要的工人自然就少。结果就是，在法案实施的几年里，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经济活力被进一步窒息。直到1935年该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经济才得以稍稍喘息。
其次，在农业领域，他的《农业调整法》将荒诞推至顶峰。为了抬高农产品价格，政府竟然付钱给农民，让他们销毁“过剩”的农作物、屠宰数百万头猪、犁掉上千万英亩的棉花。在大萧条时期，无数人食不果腹的背景下，这种人为制造短缺、让食物变得更稀缺更昂贵的政策，堪称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经济决策之一。它没有创造任何真实财富，只是通过毁灭已有的财富来维持一个虚假的价格，并让农民更深地陷入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再者，他的“以工代赈”计划，兴建了数以万计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短期内创造了就业岗位，但其资金来源于税收和信贷扩张，实际上是将资源从更高效、更能满足消费者真实需求的私人生产部门，强行抽走并投入到低效、政治导向的政府项目中。这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可以说是“挖肉补疮”。它没有增加社会的总资本和真实财富，只是完成了财富的转移与浪费，并积累了巨额的政府债务。
此外，罗斯福通过《瓦格纳法案》强力扶持工会，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联邦最低工资，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政策在“保护劳工”的光环下，实质上是在本该降低劳动力成本才能增加就业的时期，人为地抬高了劳动力价格。它在经济萧条期反而去抬高企业的用工门槛，将大量低技能工人永久地挡在了就业市场之外。研究显示，这些政策可能使当时的失业率比原本高出8到10个百分点。
无论政治话术多么动听，经济数据是冷酷的法官。罗斯福执政后，从1933年到1940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始终维持在惊人的18%左右的高位。1939年，即“新政”推行六年之后，官方失业率仍高达17.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于1929年的水平。私人投资额仅为1920年代的一半。所谓的“复苏”迹象微弱而反复，1937年经济再次大幅下滑。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罗斯福的“新政”并未终结大萧条，反而使其延长和深化。它通过一系列短期的、强力的政府干预，制造了一种“政府正在行动”的复苏假象，却以扼杀市场自我修复机制、扭曲生产结构、积累巨额债务和固化政府扩张为代价。
那么，大萧条究竟是如何结束的？答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随着美国全面卷入二战，庞大的军事订单产生了海量的真实需求，上千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脱离了劳动力统计，战时经济管制以另一种形式全面取代了市场。直到这时，美国经济才真正走出泥潭。战后，随着战时管制的解除和联邦预算的大幅削减，经济迎来了繁荣。真正的救世主是战时的特定因素与战后的市场回归，而非罗斯福的“新政”规划。然而，罗斯福及其拥趸巧妙地将功劳嫁接在了“新政”之上，塑造了一个“伟大总统带领美国走出萧条”的神话。
罗斯福骗局的成功与遗毒，根植于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政治话术的胜利。罗斯福是一位沟通大师，他的“炉边谈话”和乐观形象极大地安抚了恐慌的民众。他将干预政策包装成“拯救资本主义”、“免于匮乏的自由”，迎合了危机中人们渴望强有力政府庇护的心理，将“自由”的概念偷换为“向政府索取福利的权利”（实为特权）。
第二，知识阶层的共谋。一大批知识分子、媒体和史学家，或出于意识形态认同，或出于对“计划”与“理性设计”的迷恋，成为了新政神话的构建者与传播者。他们将胡佛歪曲成“无所作为”的象征，以衬托罗斯福的“有为”，并系统地忽略或贬斥自由市场发出的不同声音。
第三，利益集团的固化。“新政”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及依赖政府合同、补贴和管制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大企业和工会）。这个体系一旦建立，便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和扩张惯性，成为“大政府”模式的坚固基石。
第四，人性认知的误区。经济衰退是市场清算错误、调整结构的必要痛苦过程。然而，这种短期的阵痛让人们难以接受。人们总是渴望立竿见影的“解药”，政客则乐于扮演“救世主”提供这种解药——即使这解药是饮鸩止渴。罗斯福的干预，正迎合了这种拒绝承受短期痛苦、寄望于政府万能的心理。
罗斯福“新政”的百年骗局，其最可悲的遗产在于，它让整整几代人深信：经济危机源于市场的失败，而解药在于政府的更多干预与支出。这一错误观念，在此后历次危机中被反复强化——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2020年后的全球应对。每一次，我们都看到政府挥舞着罗斯福式的工具箱：巨额信贷扩张、财政刺激、行业救助、乃至直接向民众发钱，试图用更多的扭曲来对抗上一次扭曲造成的后果。
然而，经济规律从未改变。干预或许能制造短暂的繁荣假象，却无法消除危机的真正根源（往往是此前扭曲的货币与信贷政策制造的虚假繁荣泡沫，在政策调整后迅速出现破裂），反而会阻碍调整，积累更大的失衡，将问题拖延和放大。真正的复苏，永远来自于允许市场完成其清算过程，让价格信号重新引导资源流向，让企业家精神在稳定的规则下重新发现机会。
戳破罗斯福的欺世盗名，不仅是为了澄清一段历史公案，更是为了打破一个禁锢思想的魔咒。直到我们真正认识到，在经济危机中，政府常常不是解决方案，而恰恰是问题本身；经济危机的根源常在于错误的经济政策，而非市场缺陷：央行为了刺激经济，长期人为压低利率、扩张信贷，扭曲了核心价格信号，误导企业家进行大规模错误投资，导致资源严重错配。当信贷无法持续，政策开始调整，泡沫便会破裂，危机于是爆发。
直到我们学会敬畏市场那看似“无情”却至关重要的调节机制，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将每一次周期性调整（对此前政府错误经济政策的清算），都演变成一场人为的、漫长的全民苦难。否则，我们将在干预主义的轮回中，不断重复历史的错误，而那个戴着“救世主”面具的罗斯福幽灵，将始终在经济学教科书和政治演说中，对着我们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