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应当建立更完善的福利制度，让医疗、教育、养老乃至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这听起来充满温情，仿佛只要政府大手一挥，资源就能从天而降，惠及众生。然而，稍加追问便会发现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些福利所需的巨大花费，究竟从何而来？
答案或许令人不安：这一切的成本与代价，经过经济运行的层层传导与转嫁，最终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在了每一个普通人肩上。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常被忽视的经济逻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馈赠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当然，如果有一些人选择混吃等死从不工作只靠福利存活，那他便是净收益者，但很显然，这种人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福利制度的核心运作模式是“转移支付”。政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是一个庞大的财富搬运工。所有福利开支——无论是养老金、失业救济、免费医疗补贴还是教育拨款——都必须先有来源。这个来源主要就是税收。向企业征收的营业税、增值税，向个人征收的所得税，以及各种专项税费（如社保缴费），构成了福利资金池的主体。
那么，税是谁在交？表面上看，法律规定了企业和高收入者是纳税主力，似乎是在“劫富济贫”。但经济规律告诉我们，税收负担的最终承担者，往往与法律名义上的纳税人不同。企业会将税负成本通过提高产品售价、降低员工薪资增长空间或减少招聘等方式转移出去；而针对资本或高收入的税收，则可能抑制投资、创造新增就业与工作生产的积极性。这些成本最终会弥漫到整个经济体系中，由所有参与者分担。
更直接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薪阶层，其工资条上清晰列明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扣款，是切切实实从自己口袋里拿走的钱。所谓“高福利”，本质上是普通人自己当期收入的一种强制性储蓄和转移，只不过经过政府之手进行了再分配。当你为某项“免费”福利欢呼时，不妨想想，这或许只是把你左口袋的钱，经过一番操作后，有条件地放回了你的右口袋，甚至可能还少了一些。
福利制度更深层的代价在于其对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意愿的扭曲，这直接损害了经济繁荣的根基——财富创造。
设想一个简单的场景：劳动者李四能力出众，工作勤奋，原本每月创造1万元的价值，对应获得1万元的报酬，这是“多劳多得”。但如果福利制度需要资金，政府决定对高收入征收高额税收，比如拿走他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李四很快会算一笔账：辛辛苦苦挣1万，到手只有5千或7千5；那我何必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只完成七成或一半的工作量，收入低了交的税也低，到手收入可能相差不大，但轻松多了。于是，有能力、有干劲的人倾向于“躺平”或减少工作量。当“多劳”不能“多得”，反而“多劳少得”时，创造财富的源头活水就被人为地抑制了。
另一方面，对于获得转移支付的张三而言，如果发现少工作甚至不工作，也能通过福利制度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甚至发现只要自己收入低，就能从李四那里获得补贴，那么他努力向上攀爬的动力也会减弱。这就是所谓的“福利陷阱”：当努力被变相惩罚，而懈怠却能获得保障时，整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就会下降。企业家看到高税收、高福利成本，也会犹豫是否扩大投资、增加雇佣。工作机会因此减少，薪资增长陷入停滞。
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的财富“蛋糕”不仅难以做大，还可能萎缩。大家争夺一块越来越小的蛋糕，每个人的份额自然难以增长。而那些低收入者将更难承受社会产出减少后物价普遍上涨的苦果，低技能的劳动者则会最先因企业缩减而面临降薪裁员最终失业的风险；福利制度本想“分好蛋糕”，却可能先一步“做小了蛋糕”。长此以往，普遍的生活水平改善将无从谈起，最终实现的可能不是“均富”，而是“均贫”。
此外，福利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强大的“棘轮效应”或“刚性”。受益群体将福利视为一种“应得权利”，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会遭遇巨大的政治阻力和街头抗议。法国试图提高退休年龄引发的全国性动荡，便是鲜活例证。政客为了选票，也倾向于承诺更多福利而非削减。
这意味着福利支出通常只增不减。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技术进步延长寿命、福利项目叠加，开支压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钱不够了怎么办？无非是加税、发债或印钞。
加税，直接增加当代劳动者和企业的负担，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力。发债，是将成本转移给未来，由下一代年轻人来偿还今天的消费。而印钞（即货币超发），则是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税收”——通货膨胀。超发的货币稀释了所有人手中存款的购买力，物价普遍上涨。在这种通胀中，拥有资产（如房产、股票）的富人抵御能力较强，而主要财富形式是银行存款和固定工资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购买力受损最为严重。他们发现自己攒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通过印钞来维持福利，实质上是对全民储蓄的一次无声掠夺，而普通人总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健康的经济增长需要持续的资本积累——即社会将一部分当期产出储蓄起来，转化为机器、厂房、技术研发等生产资料，以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这好比一个家庭不能吃光用尽，必须留出一部分收入用于投资未来。
而大规模的福利支出，本质上是一种将资源从生产性投资领域转向当期消费领域的巨大力量。本可以用于企业扩建、技术升级、创办新公司的储蓄，通过税收和社保系统被抽走，用于支付当前的养老金、医疗费等消费性支出。这就像把用于孵蛋的母鸡宰了吃肉，虽然解了一时之馋，却断绝了未来吃更多鸡蛋的可能。
当资本积累放缓，生产力提升受阻，经济增长就会乏力。企业没有资金扩大规模，新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技术迭代缓慢，产品和服务质量如何提升？薪资增长又如何实现？最终，整个经济可能陷入“高福利、高税收、低增长”的滞胀泥潭。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青年失业率高企、政府债台高筑的困境，便是前车之鉴。普通人所期盼的更多工作机会、更高实际收入、更丰富的商品选择，其根基正在于持续的资本投资与生产力提升。福利制度提前过度消耗资本，无异于透支所有人未来的经济前景。
福利制度描绘了一幅互助共济的美好图景，但其运行有冷酷的经济逻辑。它并非点石成金的魔法，其资金完全来自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劳动成果。其通过复杂的税收和通胀机制，成本被广泛分摊给所有人；通过扭曲激励和挤出投资，它削弱了财富增长的引擎。
这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任何形式的社会互助。在自愿、有限且目标精准的基础上，社会安全网可以救助真正陷入困境的人。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个试图包揽从摇篮到坟墓、依靠强制力大规模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福利体系，犹如一台不断自我强化的复杂机器，其运行必然伴随着高昂且日益沉重的代价。而这台机器的最终燃料供给者，正是每一个辛勤工作、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普通人。
真正的、可持续的普遍繁荣，其路径不在于如何更精巧地“分别人的蛋糕”，而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产权、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这样，每个人依靠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道路才会更加宽广，社会整体财富的“蛋糕”才能持续做大。当我们在呼吁或接受某项福利时，或许应该先问一句：这顿午餐，究竟由谁买单？代价又是什么？答案，往往就藏在我们每个人未来的钱包和生活质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