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民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这话听着让人舒服，但细想却和古人山呼万岁一样，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谄媚吹捧罢了。
这世上大多数国家民众所遭逢的苦难，若追根溯源，并非天降横祸，反而是人们亲手播种、殷勤浇灌，最后结出的果实。他们一边品尝苦果，一边咒骂命运不公，却没想过，这苦味的配方，早就写在当初自己那份热切的支持票里。
先看那东瀛岛国。日本超市里，如今寻常大米价格能高于国际米价十多倍，民众抱怨鸡蛋拌饭已成“奢侈”。原因何在？是日本土地贫瘠，种不出便宜米？非也。恰恰是许多日本人自己，或明或暗地支持着一套“保护”逻辑。本国的农民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体，他们最动听的诉求便是“捍卫粮食安全”、“保护传统农业”。于是，政策应声而出：对外国大米筑起高耸的关税壁垒，严格限制进口。国内供给被人为控制，价格自然居高不下。
这里的民众犯了第一个典型的认知错位：他们只记得自己作为“日本农民”或“农业支持者”的身份，为“保护民族产业”而自豪，却忘了自己每天更是“大米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或生产者的同情者），他们乐见壁垒，因为这维持了国内高价；但作为消费者，他们立刻转身成为高价的承受者。他们亲手投票赞成的政策，像一道精致的栅栏，确实把外国竞争挡在了外面，但也把自己关进了物价昂贵的牢笼。碗中的米饭越盛越少，这能怪谁？不过是当初那份对“保护”的执着，今日由自己的钱包兑现。
视线转到韩国。韩国民众常叹水果金贵，一颗品相好的西瓜或一盒草莓，价格足以让人掂量再三。这片土地上，同样上演着与日本相似的剧本。民众情绪与政治压力结合，催生出对进口水果的高关税与严格检疫壁垒，美其名曰“保护本国果农”、“保障食品安全”。
我们同样看到身份的割裂。呼吁和赞成这些措施时，人们想象自己是果农的捍卫者，或是“国产”情怀的践行者。可当他们走进超市，面对标价牌时，瞬间变回了精打细算的主妇、渴望尝鲜的儿女。他们用支持政策的手，为自己的果篮标上了“智商税”。当价格高企到需要犹豫时，那份“保护”带来的自豪感，是否能抵消舌尖未能满足的遗憾？
再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国的“铁锈带”，曾经工厂林立、生机勃勃，如今却一片萧条，制造业荣光褪色。原因复杂，但其中关键一环，便是人为加持的工会垄断与层层叠加的市场管制。
工会往往声称是为了给劳动者争取权益，但当其强迫企业接受远超生产率的薪资福利、制定严苛到僵化的工作规则时，情况就变了。许多工人当时觉得，这是胜利，是“捍卫了我们应得的”。与此同时，各种出于“安全”、“公平”、“环保”之名的政府管制纷纷出台，企业运营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陡增。
民众在支持这些强力的工会条款和管制措施时，身份是“劳动者”和“被保护者”。他们觉得这是在向资本争取“公平”。然而，他们忘了，企业并非凭空印钞的机器。当成本高到无法承受，资本便会撤离，工厂就会关闭，机器随之生锈。彼时，他们的身份从“受保护的劳动者”变成了“失业者”。昔日的“战果”——高福利和铁饭碗条款，成了今天吓跑投资、锁死岗位的枷锁。铁锈带的萧条，正是当年无数张支持票所认可的规则，在时间中自然演化的结局。当人们支持绑住企业手脚时，可曾想到，企业倒下后，自己也将无所依附？
而南美的阿根廷，则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更为彻底、由盛转衰的“选择”示范。它曾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资源丰饶，潜力无限。然而，“庇隆主义”的思潮席卷而来，其核心是政府主导的再分配、高福利承诺、以及对工商业的广泛干预。这对当时许多民众而言，充满了诱惑：更多的免费医疗、更高的教育补贴、更强的劳工保护、更“公平”的财富分配。
民众欢呼雀跃，将选票投给那些许下美好诺言的政客。他们作为“福利索取者”的身份被无限放大，享受着眼下政府派发的“糖果”。但他们系统性忽略了，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所有福利的源泉，终将是税收、借债和印钞。高税收打击了生产与投资的积极性；借债堆积起巨额债务；而开动印钞机，则悄悄稀释所有人手中货币的购买力。
结果就是，企业凋敝，资本外逃，生产力停滞，通胀飙升。当承诺的福利逐渐难以为继，经济陷入恶性循环，阿根廷也就一路滑落，从发达国家变成了挣扎中的发展中国家。民众当年选择的，是一条看似通向温柔乡的捷径，实际上却是耗尽国力、透支未来的死路。今天的困顿，不过是昨日集体选择的账单。他们曾以为自己在争取“应得的”，实则是在争夺如何更快地分食、并最终吃光下金蛋的鹅。
放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为何总是在低谷徘徊，难以起飞？一个重要而残酷的原因在于，弥漫在社会中的“反商反资本”观念。
在这些地方，企业家和资本家常被舆论描绘成“剥削者”、“吸血鬼”。民众普遍抱持一种心态：一切问题都是“他们”（资本家、外国企业、市场）造成的；一切解救都必须靠“我们”（政府、集体、管制）来完成。于是，政策往往走向严苛打压商业、随意变更规则、侵犯产权、强行财富再分配。民众为这样的政策叫好，觉得自己是在“劫富济贫”、“捍卫正义”。
然而，他们又一次陷入了身份认知的陷阱。作为“道德审判者”和“再分配诉求者”，他们获得了短暂的情绪满足。但他们从未认真想过，或者拒绝承认：自己所期盼的就业岗位、更高的工资、更丰富的商品，恰恰依赖于资本的投资、企业的扩张和市场的繁荣。当资本因环境恶劣而却步或逃离，当企业家因风险过高而萎缩，最终受损的，是谁？
是那些渴望就业的年轻人，是那些希望工资上涨的工人，是那些期待物美价廉商品的普通家庭。民众用一种自认为“高尚”或“解气”的观念，亲手赶跑了繁荣的引擎，却转身抱怨为什么没有工作、为什么物价上涨。这种将创造财富的力量污名化并驱逐的集体心态，与经济的繁荣发展从根本上不相容。既然在观念上选择了敌视和排斥财富的创造者，那么随之而来的普遍贫困，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偿所愿”？
不少国家民众的苦难，很多时候并非源自莫测的天灾或外部的欺压，而是源于自身观念与选择结出的恶果。人们总是容易陷入短视和身份错乱：作为生产者时呼吁保护，却忘了自己更是消费者；要求福利时只想索取，却无视财富的源泉；抨击资本时只顾泄愤，却断了发展的活水。
每一次为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喝彩，每一次对市场机制的干预鼓掌，都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困境添砖加瓦。日本的大米、韩国的水果、美国的铁锈带、阿根廷的衰落、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这一幅幅图景，无不是民众集体意志在时间长廊中的投影。
因此，当我们目睹这些苦难时，在施予简单的同情之前，或许更应追问：这苦难的根源，是否正是他们当初所坚持、所拥护的东西？如果是，那么这苦难便少了几分值得同情的悲情，多了几分自我选择的必然。
它残酷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在经济社会领域，违背基本规律的“好心”与“民意”，往往会铺就一条通往困境的歧路。民众的眼睛是否“雪亮”，不在于他们呼喊什么口号，而在于他们是否愿意看清那些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因果链条。
毕竟，自己挖的坑，终将要由自己来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