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官网上，一份关于福彩公益金受助对象的公示名单，被网友发现里头不少人名，竟然和百度文库一个叫做《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文档对得上号。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面对质疑，学校方面反应也算迅速，在12月6日就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声明里说，学校对此“高度重视”，已经“组建调查小组”，要“详细核查有关情况，严格依规处置”，并且承诺会将核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按理说，表态也算及时，承诺也算周全。但很多网友心里却打起了鼓，议论纷纷：这事儿是学校内部出的问题，现在又由学校自己成立调查组来查自己，这种“自己造假自己查”的模式，最后给出的结果，能让人信服吗？
这个疑问，其实挺实在的。咱们普通人看事情，最简单、最直接的判断办法，就是靠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当裁判员和运动员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比赛的公平性就很难保证。这里并不是说学校一定会包庇自己，而是这种“自查自纠”的模式，天然地就存在着公信力的软肋。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想想。
首先，从调查的动力来看。一个外部独立的调查组，它的核心任务是揭露真相，还原事实。它的声誉和公信力，就建立在调查的客观和彻底之上。而一个内部成立的调查组，其首要任务可能不仅仅是找出真相，还要考虑如何“处置”问题，以及这个“处置”对学校自身形象、声誉乃至相关利益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和顾虑是完全不同的。内部调查很容易在“维护大局”、“减少负面影响”的考量下，倾向于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难以触及是否存在系统性、故意性的造假，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
其次，从调查的能力和权限来看。学校自己成立的调查组，其成员通常来自校内相关部门。他们或许熟悉校内运作流程，但在调查涉及资金使用、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的问题时，其专业性和权威性是否足够？当调查可能指向更高层级的管理责任时，他们能否毫无阻碍地推进？这些都是问号。相比之下，由上级主管部门、审计机关甚至司法机构介入的调查，拥有更强的法律授权和更专业的调查手段，其结论自然也更有分量。
再者，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公众的信任问题。公益金，尤其是福利彩票公益金，它来自于无数普通公众购买彩票的涓涓细流，凝聚着社会爱心和对公益事业的信任。它的使用，理应公开、透明，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明处，接受最严格的审视。当受助学生名单这种最基础的环节都出现“照搬网络人名”的荒唐情况时，损害的不仅仅是杭州师范大学一家的声誉，更是整个公益金管理体系的公信力。公众有理由追问：名单是假的，那受助对象是不是真的？公益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有没有进入不该进的账户？
在这种情况下，由涉事单位自己主导的调查，就像一个被指控犯了错的人，自己再去调查“自己有没有犯错”。即使他说得再诚恳，证据列得再详细，在旁观者眼里，这份证明的效力也难免要大打折扣。因为人们会想，他有没有可能隐藏了对自己不利的关键证据？有没有可能在措辞上避重就轻？这种天然的、基于人性与利害关系的怀疑，并不是靠一句“严肃负责”的承诺就能轻易打消的。
那么，怎么才能让调查真正取信于民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
第一，调查的主体需要更具独立性和公信力。对于此类涉及公共资金、社会关注度高的疑似造假事件，最佳的调查路径应当是由上级主管单位（如省教育厅、民政厅）牵头，联合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的组成、调查的进展（在不影响调查的前提下）、最终的结论报告，都应最大程度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调查的范围和重点必须明确且深入。调查绝不能止步于“名单为何出错”这个技术性问题。它必须向上追溯：这份假名单是如何产生、如何通过层层审核最终被公示的？是某个工作人员的极端不负责任，还是某种默许下的集体行为？它必须向下深挖：与这份名单配套的救助行为是否真实？救助资金的支出是否都有合规定、合逻辑的流向？只有把整个链条查清楚，才能判断这是个偶然的“乌龙”，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第三，调查的结果必须与严肃的问责相结合。调查的终点不应只是一份情况说明，而必须明确责任，并根据问题的性质，给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涉及工作失误，责任人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如果涉及学术不端或虚假项目，应依据相关规定严惩；如果触及法律底线，则必须移送司法机关。只有让弄虚作假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才能形成震慑，修复被损伤的公信力。同时，调查结果也应当成为完善制度的起点，堵住管理上的漏洞。
回到最初的问题：自己造假自己查，其给出的调查结果能让人信服吗？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传播迅速、公众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消化”问题的做法，都可能引发更大的信任危机。
公众并不苛刻，他们要的并不多，无非是一个清楚的说法、一个公正的处理、一个不再重蹈覆辙的保证。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调查本身必须经得起阳光下最仔细的审视。尤其是对于公益事业而言，信任，是其赖以生存的最宝贵的基石。这块基石，需要所有经手它的人，用百分之百的诚实和敬畏，去小心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