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购买格陵兰岛问题将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随后欧洲多国回应称其行为不可接受！围绕美国意图吞并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与欧洲这对昔日亲密的盟友似乎要强硬开撕，然而，欧洲诸国真的有足够的实力去反对美国的勒索与胁迫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并不难以得出，在欧洲诸国常常被视为美国追随者的国际现实中，欧洲诸国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和美国翻脸。
欧洲，这个曾经引领了两次工业革命，把全球带入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大陆，又是如何从世界的中心一步步走向没落的？它的衰落，并非突然坠落，而是如同一部缓慢播放的史诗，夹杂着骄傲、挣扎与一系列事与愿违的选择。理解这场“漫长的退场”，我们需要穿过那些宏伟的帝国宫殿与惨烈的战壕硝烟，去审视其内在肌理如何在辉煌中悄然病变，又在剧变中走向疲惫。
欧洲的全球优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至肉眼可见的顶峰。科学、工业、军事与殖民网络，仿佛一张精密的网笼罩了世界。伦敦、巴黎的绅士们相信，一个由理性、进步与欧洲标准定义的“文明”时代已经永久降临。然而，这种统治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它并非源于无可争议的文化或道德优越，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代差、组织暴力与全球资源汲取的暂时结合。
其内部体系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基因。
首先，是致命的均势博弈与民族主义狂热。欧洲如同一间住满雄心勃勃且武装到牙齿的房客的公寓，俾斯麦留下的精密体系在威廉二世的德国登场后逐渐失衡。一个新崛起的、充满力量与不满的陆权大国，要求重新划分领地与荣耀，这彻底搅动了从维也纳会议继承下来的脆弱平衡。这种强国竞争，从欧洲舞台蔓延到对全球殖民地的争夺，消耗着各国的财富与元气。
其次，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在创造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撕裂。财富如潮水般涌动，却拉大了贫富差距。旧贵族、新资产阶级与日益壮大的工农群体之间，鸿沟日益加深。当经济扩张周期结束，社会凝聚力便急剧减弱，地方团结衰败，社区负担加重，为内部的动荡埋下伏笔。
最后，殖民帝国本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财务与战略负资产。统治辽阔的海外领地需要巨额投入，并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维持帝国荣耀的代价，正在悄悄掏空母国的根基。
因此，当1914年夏日的枪声响起时，它点燃的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而是一个早已布满干柴的文明火药桶。欧洲的精英们自信能打一场“短暂的、漂亮的战争”，结果却陷入了长达四年的总体战泥潭。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衰落的决定性转折点，它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残酷一跃。
一战造成了欧洲空前的物质与人口毁灭。一代青年才俊殒命于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泥沼，物理财富和工业基础遭受重创。更重要的是，战争从根本上摧垮了欧洲的精神自信。那些曾被誉为人类灯塔的“理性”、“进步”、“文明”价值观，在毒气、壕沟战和无差别的屠杀面前显得无比虚伪与可笑。正如当时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严复的尖锐批评，欧洲三百年进化，似乎只做到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欧洲人自己也开始怀疑：保罗·瓦莱里哀叹欧洲是否会沦为“亚洲大陆的一个小海角”；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风行一时，道出了普遍的末世焦虑。
然而，一战并未解决问题，反而恶化了所有症结。《凡尔赛和约》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尤其是让德国背负了沉重的耻辱与债务。战后短暂的二十年休战期，实则是危机深化的时期。经济上，1929年大萧条从美国袭来，席卷了本已脆弱的欧洲经济，导致大规模失业与社会绝望。政治上，脆弱的民主制度在左右翼极端思潮的夹击下摇摇欲坠。纳粹在德国的上台，绝非偶然，而是经济崩溃、民族屈辱感与民主失效共同催生的怪物。于是，欧洲迎来了第二轮，也是更具毁灭性的自我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一战，更在道德底线层面摧毁了欧洲文明的根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前所未有的平民伤亡、文明城市的系统性破坏。到了1945年，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一片满目疮痍、精神破产、需要被他人拯救和分割的战场。那句“欧洲各地的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成了精准的预言。
战后欧洲虽然出现了复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西欧凭借马歇尔计划重建经济，并开启了史无前例的一体化进程——从煤钢联营到欧洲共同体。这带来了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正是在这段表面繁荣下，一些最终导致长期衰落的模式被固化甚至强化了。
其一，是“福利主义”与“干预主义”逐渐从社会安全网异化为经济枷锁。为了平息社会矛盾、保障战后稳定，西欧各国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福利体系。这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促进了社会和谐。但随着时间推移，其负面效应凸显：高昂的、不断增长的福利支出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过度的劳动保护（如法国复杂到极致的劳动法）严重僵化了劳动力市场，挫伤了企业雇佣积极性，导致青年失业率畸高；全民医保等体系因过度使用而效率低下、排队漫长。福利如同一种“温柔的毒药”，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削弱了社会拼搏、创业与承担风险的动力。
其二，是欧洲在全球产业大潮中的主动与被动“脱节”。战后，美国主导了信息革命。而欧洲，一方面满足于内部市场的舒适，另一方面被繁复的管制与高昂的成本所困，几乎完美错过了随后几十年所有关键的技术革命浪潮：没有诞生全球性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网络；在智能手机浪潮中，诺基亚黯然退场；在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的新赛道上，昔日的工业巨人显得步履沉重。欧洲逐渐从一个创新者和生产者，变成了技术的消费者和旁观者。
其三，一体化进程在带来内部和平的同时，也产生了官僚化、僵化与民主赤字的问题。欧盟的规章制度日益庞杂，从黄瓜的弯曲度到环保的细微标准，无所不包。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有时显得遥远而难以问责，削弱了成员国的政策灵活性。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在南欧债务危机中暴露无遗，实质上是让竞争力强的国家补贴竞争力弱的国家，抑制了改革动力。
冷战的结束并未给欧洲带来预期的“和平红利”与全球领导地位，反而让其直面更复杂的挑战，并暴露了其深层次虚弱。
地缘政治上，欧洲陷入了尴尬的夹心地位。东面，需应对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南面，北非和中东的动荡导致难民潮持续冲击，引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分歧；西面，跨大西洋关系虽紧密，但欧洲常常被视为美国的追随者而非平等伙伴。它渴望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发挥作用，却严重依赖北约（即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在关键外交决策上难有统一步调。
经济与社会层面，顽疾深重。高税收、高福利、高管制的模式，挤压了企业利润与资本积累，抑制了创新活力。制造业因成本原因不断外流至亚洲等地。人口结构上，低生育率与老龄化趋势使福利体系难以为继，不得不引入移民，而移民融合问题又带来新的社会张力。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生产率增长缓慢。
最关键的是，欧洲似乎失去了面向未来的“饥饿感”与冒险精神。曾经的“欧洲中心论”虽已破灭，但一种新的、基于福利保障的“安逸主义”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当美国、中国乃至众多新兴经济体都在奋力拼搏时，欧洲的许多社会内部却弥漫着一种维持现状、惧怕变革的氛围。其政治议程常被内部分配问题（如何保住福利）和身份政治议题主导，而非专注于如何激发创造力和赢得全球竞争。
纵观这段历程，欧洲的衰落并非某种神秘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系列关键节点上，由内在矛盾、战略误判和路径依赖共同作用所导致的选择性后果。从无法管理内部大国崛起的冲突而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到战后为追求稳定与公平而无意间搭建起抑制活力的制度笼子，再到新技术革命时代因保守与自满而坐失良机。
欧洲的故事，是一个文明在登上权力顶峰后，如何被自身的成功所衍生的负担、被对舒适惯性的依赖、以及被未能及时革新的结构所拖累的深刻案例。它提醒我们，维持领先地位，远比获得它更为艰难。如今的欧洲，仍在努力寻找平衡——在福利与效率、管制与创新、团结统一与各国自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进行一场深刻的、触及筋骨的自我革新。否则，灯火熄灭后，漫漫长夜或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