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一些企业，尤其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被视为行业巨头的企业，一旦陷入困境，总有一种声音响起：它太大了，关系到太多人的饭碗，牵连着整个产业链，绝不能倒。于是，呼吁救助、要求“输血”的声浪便不绝于耳。听起来似乎充满人情味，顾及了“大局稳定”。但剥开这层温情的外衣，里面包裹的逻辑却极其荒谬且危险：这实质上是在用全体纳税人的财富，为少数人的错误决策兜底，是对经济纪律最粗暴的践踏，更是对未来经济健康的一剂毒药。
任何一家企业的崛起与扩张，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撑。但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来自于真实的储蓄——即人们节制当下消费、为未来生产所做的积累。企业家调用这些储蓄，进行投资和生产，满足消费者未来的需求，如果判断正确，便获得利润；如果判断失误，就会亏损。
然而，有一种情况会扭曲这个过程：信贷的过度扩张。当银行系统在非市场因素驱动下，大量投放廉价信贷，人为地将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以下时，就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企业家们误以为社会积累了丰沛的资本，于是雄心勃勃地启动那些周期长、摊子大的项目——比如远离真实需求的庞大地产帝国、过度冗余的生产线、或者烧钱却看不到盈利模式的“创新”。一时间，资本品价格被推高，一片繁荣景象。
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因为那些涌进来的钱，并没有对应的真实储蓄和资源做背书。它就像给一个体质虚弱的人注射了兴奋剂，看起来精神焕发，实则内里空虚。当信贷的潮水退去，利率回归正常，那些依靠“兴奋剂”续命的长周期项目立刻就会露出原形：资金链断裂，工程烂尾，巨大的投资变成了无法产生回报的沉没成本。这时，经济从虚假繁荣跌入真实萧条。
所以，那些陷入困境的“巨无霸”企业，其病灶往往不是在萧条时才突然发作的，而是在之前的信贷狂欢中就已深深种下。它们的“大”，在很多时候并非市场竞争、服务消费者的自然结果，而是信贷扭曲催生的泡沫。
当这样的企业濒临崩溃，呼吁救助的理由听起来总是很“充分”：它雇佣了成千上万人，关联着无数供应商，它的债券被众多金融机构持有，它倒了会引发社会动荡、金融风险……
于是，一个看似“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被提出来：用公共资金（本质上就是纳税人的钱）或行政力量，为其注入流动性，延缓债务，甚至直接买单。美其名曰：避免系统性风险，保住就业，维持稳定。
但这恰恰是最致命的错误。
首先，这在伦理上毫无正当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收益与风险对等，权利与责任匹配。企业家在风光时享受了巨额利润（很多时候正是扭曲信贷带来的泡沫利润），那么他就必须为他的判断承担后果，包括破产的风险。凭什么他冒险赚了钱归自己，赌输了却要全社会来分摊损失？如果经营失败可以“报销”，那岂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盲目冒险、豪赌一把？这对那些谨慎经营、自负盈亏的中小企业，以及每日辛勤工作、为自己决策负责的普通人，公平何在？
其次，这在经济上是灾难性的。救助行为，相当于把稀缺的社会资源（通过税收或通胀从公众手中汲取的资源），继续强行注入已经被证明是错误、低效的投资项目中。这就像一个人生了坏疽，正确的做法是切除，而救助却是在不断给坏疽部位输血输氧。结果就是：
第一、扭曲的生产结构被固化。本该被清算的错误投资得以苟延残喘，它继续占用着土地、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些宝贵的生产要素无法被释放出来，流动到那些能真正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更有效率的领域中去。
第二、阻碍了市场的自发调整。经济萧条期，本身就是市场清算错误、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资产价格（包括房价、股价、工资）需要充分调整，回归到能反映真实供需和盈利前景的水平。只有价格足够低，新的企业家才能看到利润机会，才敢投资，经济复苏才能真正启动。救助行为则是人为托住了那些本该暴跌的价格，阻断了这一关键的“出清”过程。
第三、延长并加深了萧条。资源被错误绑定，调整过程被阻断，经济就无法轻装上阵。虚假的繁荣被强行延续，意味着未来的调整会更痛苦、更漫长。所有人，包括那些被“保住”了暂时工作的员工，最终都要为这场拖延支付更高的代价——更长的低迷期，更缓慢的收入增长，更黯淡的前景。
第四、制造严重的道德风险。当企业形成“大到不能倒”的预期，它们的行为就会彻底扭曲。它们知道，自己冒险成功了，利润尽归己有；万一玩脱了，反正有国家兜底。这会激励它们进行更高风险、更不负责任的扩张和投机，进一步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等于用全社会的财富，为少数巨头的赌局提供了隐形“保单”。
反对救助，并非冷酷无情，恰恰是对经济整体和长远利益最大的负责。我们需要理解，企业的破产，尤其是大企业的破产，并非单纯的“毁灭”，而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清洁”和“更新”机制。
一家企业倒闭了，它的资产——厂房、设备、专利、土地、乃至有经验的员工——并不会消失。它们会在破产清算后，通过拍卖、重组等方式，被估值更低、更有效率的企业家或竞争者接手。这些资源从而得以从错误的用途中解放出来，转移到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生产力更高的领域。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对原企业的所有者、部分员工和债权人来说意味着损失。但就像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旧细胞的死亡是新细胞生长的前提。没有这种淘汰，经济就会僵化，失去活力。所有企业都变成只能进不能出的“僵尸”，整个经济体将变成一个资源错配、效率低下的泥潭，最终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会停滞甚至下降。
消费者才是经济真正的主宰。他们的购买选择，通过利润和亏损机制，每日每时都在对企业进行“投票”。盈利的企业获得嘉奖，扩张；亏损的企业受到惩罚，收缩乃至退出。“大而不能倒”的逻辑，实质上是试图让一部分企业凌驾于消费者主权之上，让它们的生存权，高于消费者用钱投票的选择权。这是本末倒置。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应该有“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任何企业，无论它曾经多么辉煌，雇佣了多少人，关联了多少产业，其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它能持续地、有效率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旦它失去了这个能力，被市场判定为错误和浪费，那么它的归宿就应该是破产和清算。
试图用公共资源去挽救一个市场已经宣判“死刑”的企业，就像给一具尸体强行注射肾上腺素。它或许能抽搐两下，但绝无可能重生，反而会污染整个肌体，消耗宝贵的生命资源。这不仅是将少数人的错误成本强行转嫁给无辜的公众，更是对市场经济根基——责任自负、优胜劣汰——的彻底背叛。
真正的慈悲和经济智慧，是允许失败发生，允许价格充分调整，允许资源重新流动。阵痛之后，健康的肌体才能重新生长。保护一个特定的企业，本质上是保护错误；而保护市场竞争和出清机制，才是保护我们所有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