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当我打开电视上的某款国内主流影视软件后,首页弹出了一个影视广告,是个职场题材的电影,其宣传文案中赫然写着两个字:“牛马”。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在网络语境中浸泡多年的人,我对这个词并不陌生。“牛马”二字,本指代耕牛与驮马,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在历史的演进中,它很早就与“劳苦”、“驯服”、“为人驱使”的意象绑定,逐渐被借喻为底层劳动者艰辛命运的象征。在网络时代,它被年轻人重新拾起,注入新的时代情绪,用以形容那种感觉被工作耗尽、为生计疲于奔命的状态。其核心,是一种混合了无奈、自怜与微弱反抗的复杂情绪。
在社交媒体上,在朋友的自嘲中,“打工人”、“牛马”这类词汇早已是高频出现的情绪符号。年轻人用它来调侃加班的疲惫、应对生活的压力,这本无可厚非。这种自嘲,像一种心理缓冲剂,将现实的粗粝包裹在幽默的外衣下,让难以言说的压力获得片刻的释放。它是个体在庞大系统面前的微小叹息,是苦中作乐,是确认彼此处境后的相视苦笑。在这个意义上,自嘲的“牛马”是一种情绪的安全阀,无伤大雅。
然而,当“牛马”从个人自嘲,一跃出现在电影宣传文案、新闻媒体报道等正式场合时,性质便悄然发生了变化。自嘲是自我情绪的消解,而正式宣传是面向大众的定向传播;前者是内向的化解,后者是外向的塑造。将这样一个充满复杂历史隐喻和个人主观情绪的词汇,用作商业推广的卖点,便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概念偷换”。自嘲语境中那份微妙的、属于个体的复杂情绪被抽空了,剩下的,是一个被扁平化、固定化的标签——“劳动者即牛马”。
这个标签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未经审视却极具杀伤力的预设:劳动是纯粹的苦役,雇佣关系是赤裸的压迫,职场生活是毫无希望的煎熬。
这种隐喻与市场经济中劳动关系的本质,存在根本性的错位。在自愿的交易中,劳动者出售自己的时间与技能,企业购买这些服务并支付报酬。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劳动者用脚投票,选择能给予其最高评价(即工资)的雇主;企业相互竞争,用更好的条件吸引人才。双方在法律框架内缔结契约,各取所需,共同创造价值。这个过程或许充满竞争压力,或许不尽如人意,但其基石是自愿与权利交换,而非单方面的“驱使”与“奴役”。
将这种自愿合作的关系,用“牛马”一词来概括和宣传,是一种危险的“语言腐败”。语言从来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更是思想的模具和现实的构建者。一个社会如何称呼一件事物,潜移默化中就在定义它的本质,并塑造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将一种基于情绪化自嘲的、暗含对抗性隐喻的词汇,提升为公共叙事中的“正式用语”,其危害是深层次且多方面的。
首先,它粗暴地扭曲了现代经济活动中自愿、平等的合作关系本质。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雇主与雇员是基于契约的自由结合。企业提供资本、平台与机会,承担经营风险;劳动者提供技能、时间与智慧,获取报酬与发展。双方通过自愿交换,各取所需,共同创造价值。这是一个虽有摩擦、但根本利益趋向协同的协作网络。而“牛马”一词,则强行将这种协作简化为一种单方面的“驱使-被驱使”、“剥削-被剥削”的原始模型。它抹杀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职业选择自由以及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将活生生的人降格为被动的、工具性的存在。这并非对现实的客观描述,而是一种充满敌意和扭曲的叙事。
其次,这种扭曲的叙事会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社会赖以健康运行的心理基础——信任与合作精神。如果“上班即当牛做马”成为被广泛宣扬甚至认可的“共识”,那么职场中任何正常的压力、挑战、权责分配,都可能被轻易地解读为“压迫”的证据。同事之间、部门之间、劳资之间本应基于专业和契约的互动,会更容易被“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对立情绪所污染。抱怨文化将取代建设性的沟通,相互猜忌将挤压合作的空间。一种本应是平等互利的商业伙伴关系,被简化和毒化为潜在的对抗关系。信任难以建立,合作精神受损,取而代之的是提防、算计与零和博弈的思维。最终损害的是整体的效率、创新与每一个人的长远福祉。
更值得警惕的是,历史反复证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错误观念,往往是不合理公共政策的最佳温床。当“劳动者是悲惨牛马”的情绪通过媒体和商业宣传被不断强化、发酵成为主流民意时,政策制定者便可能迫于压力,出台一些看似“保护弱者”、实则违背经济规律的干预措施。例如,脱离生产率实际、强行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或福利标准,可能导致企业用人成本激增,反而减少雇佣,最先伤害的恰恰就是那些技能普通、最需要工作机会的低收入群体;或者,制定极度僵化的劳动法规,使得企业解雇员工变得异常困难,结果便是企业在招聘时更加谨慎,同样压缩了就业市场。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但其经济后果往往事与愿违,最终让政策声称要保护的对象处境更为艰难。情绪的洪流一旦绑架了理性,筑起的很可能不是保护的堤坝,而是困住自己的围城。
因此,我们必须对语言的公共使用保持审慎,这里并非否定现实生活中劳动者面临的挑战与压力。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需要的是具体的分析、理性的探讨和基于规则的解决,而非一个笼统的、情绪化的污名化标签。将一切困境归咎于一个抽象的“牛马”身份,无异于一种思维上的懒惰和逃避,它让我们停止了对个人技能提升、职业规划、行业周期以及更广阔经济环境的具体思考。
回过头看那则影视广告,其策划者或许自以为敏锐地捕捉了“网络热梗”,蹭到了流量密码。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忽视了,将一种亚文化的自嘲梗提升为主流宣传语,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它消费了大众的情绪,却加固了错误的认知。它从一个个人情绪的表达工具,转变为了一个公共话语的叙述框架。真正的艺术和商业宣传,应该致力于揭示复杂性、激发思考、促进理解,而不是简化矛盾、煽动情绪、固化偏见。
因此,我认为,“牛马”可以用作个人情绪角落里的自嘲,作为一种苦涩的幽默,我们理解并尊重这种情感表达。但它不能成为公共话语、媒体宣传和商业广告中的正式用语。我们必须捍卫语言的清晰与严肃,拒绝这种将复杂社会关系简单化、污名化的语言腐败。
我们更需要对语言保持一份敬畏和警惕。因为,语言是种子,思想是土壤,行动是果实。若我们放任“牛马”这类充满无力感与异化感的词汇蔓延,语言的腐败将首先侵蚀思想的土壤。当劳动被简化为“牛马”般的被动承受,劳动者便易陷入受害者叙事,将个人境遇的改善寄托于对外部的指责。这既消解了奋斗的意义,也毒化了本应基于自愿契约的协作关系,其结果必然是所有人受损。
因此,捍卫语言的清晰与诚实,不仅关乎表达,更是在守护社会合作与信任的根基,避免理性被情绪裹挟,选择被对立扼杀。慎用语言,尤其是在那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正式场合,不仅是对文化的尊重,更是对我们共同未来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