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好像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当不少人找不到好工作时，呼声最高的“药方”往往是要求把企业管得更严、卡得更死。结果，工作岗位反而越发稀缺了，于是人们更加愤怒，呼吁要再加大力度……这个循环的终点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
先从一个基本事实说起：就业岗位是企业创造的。一个人想获得收入，就需要有企业愿意购买他的时间和技能。这本质上是一种合作——你提供劳动，企业支付报酬，双方自愿结合，共同创造价值。
既然如此，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共赢，而非对立敌视。如果你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理论上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寻找更满意的合作对象，就像你去市场买菜，觉得这家西红柿不新鲜，完全可以换一家买。市场上有越多的菜贩，你的选择就越多。
然而现实中的大量声音，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不是用脚投票去寻找更好的雇主，而是要求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强迫现有的雇主必须满足自己的诸多要求——工资不能低于多少、工时不能超过多少、解雇必须多么困难、福利必须多么齐全……听起来，这像是在为劳动者争取权益，充满了正义感。
但稍微推敲一下，这种思路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盲区：企业不是慈善组织，也没有印钞机，它也需要生存，更需要计算成本。当法律或政策强行规定企业必须承担更高的用工成本、面对更大的用人风险时，企业本能反应是什么？
当用工成本被强制抬高，企业这个“买家”就会减少“购买量”。它们要么用更少的人干更多的活，要么延缓扩张计划，要么干脆关门歇业。谁最先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恰恰是那些技能一般、经验尚浅、最需要通过一份工作来进入社会、积累经验的劳动者。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旨在“保护”劳动者的法规，反而让一大批劳动者失去了被保护的机会。一部分在职者的待遇确实可能被提高了，但更多的潜在求职者，连入场券都被没收了。这种呼声和主张，本质上是将企业与劳动者错误地置于敌对位置，并要求用损害一方的方式去“补贴”另一方。它源于一种短视心理——只看到了强制规定下眼前薪资数字的可能提升，却看不到因此窒息的就业机会和更长远的发展可能。
如果说部分劳动者的短视主张是“呼声”，那么将其变为现实“绳索”的，往往是政府。
任何政府都需要维持社会稳定，而要稳定，通常需要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一个社会中，劳动者永远是人口的多数。因此，无论这些主张在经济逻辑上是否正确是否长远，只要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浪，政府就很容易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法规。最低工资法、严格的解雇保护、强制性的福利套餐、不断复杂的劳动仲裁条款……便会一一落地。
政府这么做，很多时候并非不知其经济后果。但政治的逻辑有时会压倒经济的逻辑：平息眼前的众怒、收获当下的选票或口碑，常常比担忧长远的、隐性的、未来的经济恶果更为紧迫。
这些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政策，正是“制度性失业”的温床。它们扭曲了最核心的价格信号——工资。在自由的市场上，工资会像水位一样自动调节，匹配劳动力的供求。当很多人竞争一个岗位，工资会有下降压力，这会促使一些人去学习新技能或寻找其它工作机会，同时让企业觉得用人划算，可能愿意多招人。最终，市场会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让更多的人可以找得到工作。
而政府强制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等于是在这个自然的水位之上筑起了一道大坝。如果某个劳动者的实际生产力只值这个水位，而大坝的高度（最低工资）远高于此，那么没有企业会做赔本买卖去雇佣他。他就被这道“善意”的大坝，永久地挡在了就业的湖泊之外，成为统计数字里的“失业者”。
这种失业不是暂时的、摩擦性的，而是制度设计出来的、长期的。它尤其伤害低技能群体和年轻人——这些人正是最需要工作机会来获得经验和成长的人。政府本意或许是保护弱者，但政策的结果，却可能是把弱者推向了更弱、更无助的境地。
还有一个因素往往最让人意外。企业本身，作为就业岗位的提供者，难道不希望营商环境越宽松越好吗？从直觉上看是这样，但对于具体的、某个行业内的既有企业而言，宽松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源源不断的新竞争者涌入，这将导致利润被摊薄、竞争压力增大。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一些已经立足的企业，为了免于激烈的竞争压力，也会成为阻碍新企业出现的无形力量。
它们的方式可能更加隐蔽和高级，比如：呼吁提高“行业标准”：制定极其复杂苛刻的技术、环保或安全标准，看似是为了行业升级和公共利益，实则大幅提高了新玩家的准入成本和门槛。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往往无力承担，只能望而却步。反对“内卷式竞争”：将正常的市场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污名化为“低端内卷”、“破坏行业生态”，主张行业“自律”和“协同”，实质是希望维持一个有利于现有玩家的价格和利润水平。寻求行政庇护：通过游说，将自身的某些技术路径、经营模式变成“标准”或“规定”，从而用行政力量为潜在竞争者设置障碍。
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隐性的市场准入壁垒。它们的目的，是限制新企业的出现和增长，当某个行业的岗位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时，劳动者在这个行业内的议价能力实际上是被削弱的，选择也更少。这同样会抑制就业机会的创造和薪资水平的健康提升。
企业家在这里扮演了一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他们需要宽松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不希望有太多的同行来和自己竞争。这种排斥竞争的心态，最终损害的是经济整体的活力和就业市场的广度。
总的来说，失业的制造者，并非太过于抽象与复杂，而往往源于具体的、基于人性短视或逐利本能的行为：劳动者希望通过强制对方来保障自己，政府为了当下稳定而迎合这种强制，部分企业为了逃避竞争而排斥新的参与者。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宛如一道道绳索，捆住了企业特别是新兴企业生长的手脚。
企业就像一棵棵果树，就业岗位是树上的果实。要想果实丰硕，我们需要的是让土壤更肥沃、阳光更充足、水源更充沛——即创造一个产权清晰、税负合理、管制宽松、契约自由的营商环境。只有这样，才会有人愿意种下新的树苗，原有的树木也才敢开枝散叶。树木多了，自然就会结出更多的果实（更多的岗位、更高的薪酬、更好的福利）。
所以，真正的劳动者保护，从来不是通过剥夺一方的自由来“赐予”另一方福利，而是保障各方在规则下的自由选择权。对企业，是保障其财产权和经营自由；对劳动者，是保障其择业自由和契约自由。当双方都能自由选择、自愿合作时，这种合作才会稳定、持久，才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机会。
而解铃还须系铃人。破解失业困境的根本，或许在于我们能否从一个简单的认知转变开始：企业和劳动者，是息息相关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此消彼长的生死仇敌。任何旨在“管死”一方以“救活”另一方的尝试，最终都可能让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陷入更深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