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许多领域的公共讨论已陷入一种令人担忧的境地：一些违背基本逻辑与事实的观念，经过反复灌输与包装，竟逐渐被许多人视为不言自明的“常识”。企业依据岗位需求设定招聘标准，被斥为“就业歧视”；新兴商业模式淘汰落后业态，被骂作“抢人饭碗”；以行政手段阻挡外来竞争、维护特定集团利益的政策，被美化为“保护民族产业”的壮举；将一部分人的财富强制转移给另一部分人的制度，被颂扬为“社会公平”的体现；作为经济血液循环的资本，被描绘成贪婪嗜血的怪兽；企业正常的市场定价与竞争策略，被指控为“垄断”与“收割”……这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叙事，如何从少数人的偏执，演变为弥漫于社会的“常识”？其背后的动力与机制，值得我们深究。
错误观念能够大行其道，首先源于人类认知的某种惰性。面对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严谨的逻辑推演和长链条的因果分析是困难的。相反，依赖直觉、诉诸情感，则要轻松得多。
例如，看到有人收入比自己高，直觉的反应可能是“他凭什么？”而非去探究其背后可能付出的更多努力、承担的风险或创造的独特价值。看到外国商品涌入，冲击了本地某个行业，直观的感受是“饭碗被抢了”，愤怒油然而生，却不愿去思考：这些外国商品是否让本国消费者以更低价格享受了更优质的产品？本国资源是否因此可以更高效地配置到更具竞争力的领域？长期去看，保护一个缺乏效率的产业，是否让整个社会付出了更高代价，并抑制了创新？
这种直觉判断，往往与“零和思维”紧密相连。许多人潜意识里认为财富总量是固定的，他人之得即为我之失。因此，看到企业盈利，便认为是“剥削”了员工或消费者；看到有人致富，便怀疑其手段是否正当，呼吁“劫富济贫”。他们难以理解，在自愿交易的市场中，财富可以被创造和增长，交易双方通常能实现共赢。
此外，身份与立场的局限，也极易催生双标与谬误。同一个人，作为消费者时，希望商品价格越低越好，最好免费；作为劳动者时，却希望工资越高越好，福利越多越佳。他很少意识到，自己这两种诉求在宏观层面是矛盾的——企业支付的高工资和福利，最终会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成本，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消费者承担。当基于单一角色的诉求，通过舆论或政治途径被强化为普遍规则时（如强制提高最低工资、延长带薪假期），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招聘减少、自动化替代加速，或商品服务涨价，最终损害包括原本想保护的劳动者在内的整体福利。
错误的观念若仅限于个人脑海，危害有限。但当其被系统性地包装、传播，并获得权威背书时，便会获得巨大的破坏力。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深度的“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是指通过篡改词语的原有含义，来操纵人们的认知与情感。例如，“保护”本是一个褒义词，但“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往往是少数效率低下生产者的特权，损害的是广大消费者和整体经济的效率。“剥削”这个充满道德审判意味的词，被随意套用在任何雇佣关系和盈利行为上，全然无视自愿契约和价值创造。“公平”被扭曲为结果均等，而非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垄断”在经济学中本指依靠行政权力排除竞争的状态，却被滥用于描述任何市场份额较大的成功企业，无论其是否通过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而获得地位。
媒体与部分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了吸引眼球、迎合情绪、或服务于特定议程，他们热衷于使用这些经过腐蚀的语言，编织简单粗暴的叙事。将复杂的市场协作简化为“资本与劳工的对立”，将全球化的分工共赢描绘成“你死我活的争夺”，将任何价格波动都归咎于“奸商炒作”，将企业的成功污名化为“无序扩张”。这种叙事煽动对立，挑拨情绪，却回避了真正的经济逻辑：价格由供需决定，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企业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持续满足消费者需求。
更隐蔽的是，一些错误观念被披上“专业”或“权威”的外衣。某些专家、学者利用公众的知识盲区，提出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建议（如广泛的物价管制、对特定行业进行歧视性补贴、以“反垄断”之名打击成功企业），并用晦涩或崇高的术语进行包装，使其听起来似乎深奥且正义。普通民众难以辨析，便可能盲从。
当一种声音经过反复强调，并在社交圈层或公共舆论中成为“主流”或“政治正确”时，从众心理便开始发挥作用。人们害怕被孤立、被指责，于是倾向于沉默或附和。这就是“沉默的螺旋”效应：看似多数人支持的观点，可能只是因为反对者不敢发声。指鹿为马的观念，借此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共识与正当性。
更深层的固化力量来自利益。错误观念之所以能顽强存在，往往是因为有群体能从中获益。受保护的产业从业者，自然是贸易壁垒的支持者；希望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人，会成为高福利政策的拥趸；某些机构或群体，也能通过鼓吹管制与干预，扩张自身的权力与寻租空间。他们会组成利益集团，投入资源进行游说、宣传，将集团私利包装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
例如，指责平台企业“垄断”、“压榨”，呼吁加强管制的声音，可能来自被其商业模式冲击的传统从业者，或希望借监管之手获取竞争优势的对手。呼吁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的声音，可能来自希望从中直接或间接获益的群体。这些声音未必代表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但因利益集中、诉求强烈，往往能在舆论和政治场域中形成巨大声浪。
而作为错误观念代价的承担者——广大的消费者、潜在的求职者、渴望改善生活的普通人——因为利益分散、代价隐晦（如物价的缓慢上涨、就业机会的悄然减少、经济增长潜力的受损），且其损失常被归结于其他原因（如“经济周期”、“外部环境”），反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对力量。
当颠倒黑白的观念从舆论场渗透进决策层，固化为法律、政策和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时，其危害便从理论走向现实，由个体认知扩散为系统性灾难。
认为“最低工资法能保护劳动者”的观念，可能导致低技能劳动者永久性失业；认为“租金管制能帮助穷人”的观念，会导致租赁房源萎缩、租房更难更贵；认为“打击‘投机倒把’能稳定物价”的观念，曾让商品流通陷入停滞；认为“免费医疗、教育是基本权利”的观念，若无相应的财富创造机制支撑，最终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全面下滑与漫长的等待。
这些政策在推行之初，往往因契合了某种“朴素正义感”而备受拥护。人们为短期的、可见的“好处”欢呼，却无视长期的、隐性的代价。而代价显现之时，旧观念已然根深蒂固，既得利益结构已然形成，纠错变得异常艰难。此时，常见的反应不是反思观念本身，而是认为“政策执行不到位”、“干预力度还不够”，从而呼吁更多的管制、更激进的再分配，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家的经济停滞、创新乏力、社会活力消退，正是这种观念病入膏肓的体现。
当指鹿为马成为“常识”，是一个社会在认知上集体滑向谬误的危险信号。它源于思维的懒惰、情绪的泛滥、语言的腐败、利益的扭曲以及权力的任性。其代价则是普遍的贫困、创新的窒息、社会的对立与个人权利的侵蚀。
想要破除这种迷思，则需要一场观念的“拨乱反正”。这要求我们：
回归最基本的常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自愿交易对双方有利；强制即为侵犯；价格是稀缺性的信号；竞争带来繁荣，管制滋生特权。
警惕煽动性的语言：对任何将复杂问题简单归因于某个群体（如“资本家”、“外国势力”）、任何鼓吹牺牲一部分人去满足另一部分人、任何以“保护”、“公平”、“正义”为名行干预之实的论调，保持审慎与怀疑。
坚持逻辑与事实：讨论问题应基于事实与逻辑，而非立场与情绪。要追问政策的真实后果、代价由谁承担、是否尊重了个体的选择权与财产权。
理解市场的谦卑：市场是一个无数个体通过自由交换、自发协作的复杂过程，其结果往往超出任何个人或机构的理性设计。对市场过程的傲慢干预，常会引发未曾预料的恶果。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是颠倒黑白的指鹿为马者喧嚣至上，而应是尊重事实、敬畏规律、捍卫权利、崇尚合作的理性精神成为真正的常识。这并非易事，但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福祉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