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常能看到一种声音，矛头直指“企业”和“老板”。常见的抱怨是：老板们坐拥巨额财富，而自己辛苦工作却只能拿一份“死工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压榨”员工，自己却无力反抗。这种情绪弥漫开，便催生了形形色色的诉求：要求更严苛的劳动法规、更高的福利保障、对企业更严格的监管，仿佛只要把老板们管得服服帖帖，劳动者的春天就到了。
但这里面有个显而易见的思维错位，却很少被人认真审视：既然你觉得当老板攫取利润如此轻松，为何不自己去当老板呢？在市场经济下，没人用镣铐把你锁在工位上。注册一家公司，如今门槛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上也没有强迫你必须为谁打工，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创业当老板。
可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身边喊着“不想打工、要当老板”的人比比皆是，但真正迈出脚步、选择创业的却寥寥无几。更多人依然日复一日地挤地铁、赶打卡，在打工路上奔波不已。既然人们抱怨工作辛苦，而当老板的门槛已经如此之低，为什么大多数人依旧选择了打工？其实答案很简单，创业的背后藏着两大无法回避的制约——个人能力的边界，以及创业环境的现实局限，而其中，个人能力的差距，更是决定多数人能否当老板的核心关键。
很多人对“当老板”的理解，停留在“自己说了算”的表面，却忽略了这个身份背后，老板需要具备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当老板从来不是“不用打卡、不用看领导脸色”那么简单，其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处理不确定性”的职业。老板需要预判消费者未来可能需要什么，并调动各种资源，组织生产，最终在市场上接受检验。猜对了，利润是对他远见和胆识的回报；猜错了，亏损乃至破产的风险需要他自己承担。这要求一个人具备复合型的能力：敏锐的判断力、敢于冒险的魄力、组织协调资源的管理力、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韧性。这些能力，并非人人都有，更非读书考试能批量培养。
相反，选择打工，是用“确定性”去交换“不确定性”。员工提供约定的时间和技能，换取一份相对固定的薪酬。无论企业今年是盈利扩张还是亏损关门，员工的工资在合约期内是受法律保护的。他完美地将“企业能否存活、产品能否售出”这个最大的风险，通过一纸劳动合同，转移给了老板。
所以，企业家更像是“时间偏好”更低的人。他们愿意克制当下的消费，将身家投入漫长的生产过程，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许多劳动者则“时间偏好”更高，他们更看重眼下的、稳定的收入，以满足生活所需，不愿或无法承受漫长的等待和高概率的失败风险。
这种分工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个不善经营但手艺精湛的木匠，与其自己冒险开店、操心采购销售最后血本无归，不如加入一家成熟的家具公司，专注发挥自己的手艺，每月领取稳定报酬。他的生活更安稳，而公司老板则承担了市场风险，也享受了可能的超额利润。这是一种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合作，各取所需，何来“剥削”？
那些只盯着成功企业家风光无限的人，犯的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因为破产倒闭、负债累累的老板，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会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也不会成为你朋友圈里炫耀的对象。据不同统计，初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90%以上。选择打工，对大多数人而言，恰恰是在风险与回报之间，做出的最理性、也最有利于自身生存的计算。
不过，个人能力与风险偏好的差异，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即便一个人内心燃着创业的火苗，也具备一定的潜质，现实中仍可能被一道道无形的高墙挡在门外。这源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制度环境，或称“营商环境”。
一个理想的创业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它应该让有想法、肯努力的人，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最清晰的规则，将想法付诸实践。这意味着：简捷透明的公司注册程序，而非要盖几十个公章、跑断腿的审批迷宫；相对容易的融资渠道，让有好点子的穷人也有机会获得启动资金；稳定、可预期的产权保护，让创业者不用担心今天辛苦积累的财富，明天因为一纸模糊的行政命令而化为乌有；最重要的是，企业经营拥有高度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自由地与劳动者签订雇佣契约，而不是被“一刀切”的用工管制捆住手脚，动不动就面临高额赔偿和诉讼风险。
然而，现实往往与此背道而驰。繁复的行政审批增加了时间和金钱成本，本质上是将本该属于个人的创业权利，部分转移给了审批者。融资的困难，尤其对没有抵押物的普通人，无异于浇灭希望的第一盆冷水。而最致命的，或许是各种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强制管制，最终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基本的交易逻辑。当雇佣一个人的风险和隐性成本被法律拔高到远超其可能创造的价值时，企业基于成本的理性选择就是：少雇人，不雇人，用机器替代人，或者干脆不扩张。
于是，一个充满讽刺的恶性循环出现了：人们越是呼吁加强管制以“保护”自身权益，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就越严峻；企业环境越严峻，敢于创业和扩张的人就越少；市场上的“买家”（企业）变少，而“卖家”（劳动者）数量不变甚至增多，“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贬值了——表现为工作更难找，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此时，人们感到更加不满，进而呼吁更严格的管制……如此循环，最终伤害的恰恰是劳动者自身。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任何通过加强管制来提高劳动者福利的举措都是欺骗大傻子，因为在种种管制措施之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问题必然是在加剧的，那么劳动者的境遇怎么可能改善解决呢？它只不过是通过强制措施让更多的劳动者受损（找不到工作、失业）以使一小部分劳动者额外受益。
看清了这个循环，才能明白改善劳动者处境的根本之道在哪里。
关键不在于如何限制、惩罚现有的老板（买家），而在于如何让市场上涌现出更多、更好的老板（买家）。当一百个老板争抢十个优秀员工时，不需要任何法律强制，老板们会竞相开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福利、创造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只为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就像你家楼下如果只有一家餐馆，老板可能爱答不理；但如果开了一整条美食街，每家餐馆都会绞尽脑汁提升服务、优化菜品、搞促销活动。顾客用脚投票，受益的是所有食客。
如何让“老板”多起来？答案就是创造一个友好、宽松、稳定的营商环境。这包括但不限于：切实保护私有产权，让企业家安心积累、敢于投资；大幅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业准入壁垒，让创业变得简单轻松；降低总体税负，让企业有更多利润用于再投资和改善员工待遇；最重要的是，尊重市场契约的自由，让企业与劳动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自由协商最合适的雇佣方式（全职、兼职、项目制等），用普适的《合同法》来裁决纠纷，而非用一部充满父爱式干预的《劳动合同法》来预设立场、制造对立。
废除那些看似“保护”实则“束缚”的管制，短期内可能会让部分人不安，但长期看，这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唯一入口。它会让更多潜在的创业者敢于迈出第一步，会让现有的企业敢于扩大招聘。当就业岗位的源头活水滔滔不绝，劳动者的选择权才会真正扩大，议价能力才会实质性提升。
所以，当你下一次对企业和老板心生抱怨时，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我如何才能让我所在的行业、我所处的城市，出现更多愿意雇我、愿意为我这份技能付更高价钱的“老板”？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向权力呼吁更多的管制，而在于共同呼吁一个更自由、更开放、对创业者更友好的市场环境。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当老板，但大多数人基于理性和现实，选择了打工。这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用短视的诉求，亲手毁掉那个能提供更多、更好选项的市场机制。到头来，不只是老板少了，劳动者的机会也少了。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最终要由我们每个人的观念和选择来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