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最近又成了新闻焦点。据新京报报道，2月23日，他在白宫一场活动上，首次公开回应了那名携带霰弹枪和燃料罐、试图闯入海湖庄园的21岁男子被击毙的事件。这位向来以强硬形象示人的总统，语气里罕见地流露出一丝疲惫与无奈。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很多人都想置我于死地。”他甚至将自己与遇刺的肯尼迪和林肯相提并论，认为自己是因影响力而成为靶子。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面临生死威胁。早在2024年，他就经历过两次未遂的暗杀。而此前，他的亲密政治盟友柯克遇袭身亡的枪声，也依然回响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些指向政治人物的暴力，行凶者往往怀揣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一个手握重权、其政策能深刻影响亿万人日常生活的总统，为何会屡屡将自己置于险境？当我们剥开那些安保漏洞或个体偏激的表象，或许会发现，那射向他的子弹，在某种程度上，轨迹早已由他亲手签署的政策所勾勒。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在任内出台了大量政策。这些政策并非抽象的国家意志，而是会切切实实地改变无数普通人的饭碗、账单和生活选择。问题在于，许多政策并非平等地维护所有民众的权益，其内在逻辑常常是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让另一部分人获利。关税政策，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特朗普引以为傲的加征关税。当他对来自外国的商品竖起关税高墙时，谁高兴了？是美国国内那些受到保护的特定行业。钢铁厂、汽车制造商，以及这些工厂里的工人，他们暂时免于了外国物美价廉商品的竞争，得以维持甚至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水平。对他们而言，关税是一把保护伞。
然而，这把保护伞的阴影下，站着数量更为庞大的美国消费者。国外物美价廉的商品被加征关税后，立马变得昂贵，这额外的开支，压在了每个家庭的生活成本上。他们的选择变少了，账单变厚了，实际购买力下降了。这还只是直接损失，涟漪效应会层层扩散：消费者在其他领域的消费被迫缩减，又连锁打击到其他行业的企业与工人。
所以，关税政策在本质上，是一次国内利益的强制转移：以广大消费者和众多下游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补贴了少数受保护的上游生产者。特朗普的许多其他政策，也或多或少带有这种“牺牲一部分，成全另一部分”的色彩。
那么，那些利益受损的民众怎么办？他们有何救济渠道？现实往往很残酷。前段时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的部分关税政策违法，但这迟来的“正义”有何实际意义？特朗普本人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个人代价，他不会自掏腰包赔偿谁。而无数美国家庭在过去几年里，因为高关税而多付的真金白银，早已沉入消费的洪流，再也无法追回。政策造成的伤害，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无法弥补的“沉没成本”。
当一个人通过合法渠道无法挽回损失，当他的痛苦被体制性地忽视，而那个造成痛苦的决策者却安然无恙、甚至洋洋自得时，绝望与愤怒便可能滋生。极端行为，从来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当一个政策系统性地制造出大量无力救济的受损者时，这个小概率事件的基数就被大大扩大了。有人因此铤而走险，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这并非为暴力开脱，而是揭示了另一个冰冷的事实：权力若不受追责的约束，其任性妄为的后果，最终可能以某种意想不到的、尖锐的方式反弹回来。政客的一个签名，就能让无数家庭的账单悄然变厚；而这些累积的、无声的怨恨，或许会在某个时刻，汇聚成一声刺耳的枪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慨叹的死亡威胁，未尝不是其政策逻辑所种下的一颗苦果，如今有了“自食其果”的苗头。
然而，将一切归咎于特朗普个人，仍是肤浅的。他并非凭空创造这些政策。在民主政治的游戏里，政客更像是提线木偶，而操纵木偶的线，便是选票。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选民意志的投射与迎合。
回想前几年的总统大选，关键的“铁锈带”摇摆州成为两党必争之地。那里的选民诉求是什么？是“制造业回流”，是“保住工作”，是“对抗外国企业抢走岗位”。这些口号简单、直接、充满情感冲击力。于是，为了赢得这些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拜登，在贸易保护主义上竟展开了“竞赛”：你承诺加关税，我立刻跟进；你反对外资收购美国企业，我也马上表态。政治人物的“原则”，在选票面前变得异常灵活。
因此，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与其说是他个人的经济哲学，不如说是他叩开“铁锈带”选民心门的政治钥匙。他精准地捕捉并利用了那一部分民众“看得见”的诉求——保护眼前的工作，哪怕代价是让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在未来承受“看不见”的更高生活成本。
这就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美国民众从来不是一个利益一致的抽象整体。它是由亿万具体的、利益诉求多元甚至对立的个人组成的。一个汽车工人，作为生产者，他欢呼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因为这可能保住他的饭碗；但作为消费者，当他需要购买电子产品、服装、乃至食物时，他又是所有其他领域关税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社会网络中同时扮演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但人们在政治表达时，往往只强调自己当下最紧迫的那个身份。
于是，政治变成了“分赃游戏”和“互害循环”。钢铁工人要求关税保护，受损的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不满，便也要求保护自己的行业；其他的行业，自然也会寻求对自己行业进行关税保护……最终，每个人都成功利用国家权力（关税、配额等强制手段），迫使其他所有人以更高价格购买自己生产的东西。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博弈中占了便宜，结果却是所有人作为生产者获得的那点特权收益，被他们作为消费者在其他无数领域付出的额外成本完全吞噬，生活水平在无形中下降。
只要这种“牺牲他人、成全自己”的集体主义思维和短视诉求在民众中占据市场，政客为了当选，就必然会去迎合它。今天台上的是特朗普，他挥舞关税大棒；明天换一个人，只要底层的民意土壤不变，他很可能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最多是力度和说辞有所不同。刺杀一个特朗普，无法改变支持关税保护的那部分民众的观念；揪出一个偏激的行凶者，也无法消除政策制造出的系统性不公与怨恨。这，就是“治标不治本”。
那么，如何“治本”？如何在多元乃至对立的利益诉求中，避免社会走向持续的撕裂与对抗？
人类漫长的文明演化，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的雏形：那就是建立一套基于尊重产权、信守契约、自由交易、互不侵犯的普遍规则。这套规则不预设任何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优先，而是提供一个公平的框架，让每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追求自己的幸福。它承认“我们想要的天然不同”，并致力于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分歧。
现实中的诸多冲突，恰恰源于对这套基本规则的背离。一部分美国民众要求关税保护，实质就是要求动用国家暴力，剥夺另一部分民众自由选择购买外国商品的财产权。这种背离，通常源于两种原因：无知与无耻。
“无知”在于，很多人受限于认知，无法理解“互不侵犯、自由交换”的规则从长远看对所有人最有利。他们被短期的、局部的“可见利益”所蒙蔽，比如眼前的工作岗位，却看不到因此导致的物价普涨、选择减少、创新停滞等“不可见”的更大损失。他们陷入了“生产者身份”的单一视角，忘记了自己同时也是消费者。
“无耻”则在于，有些人明明懂得这个道理——或许就是那些能从关税中直接获利的行业游说集团——但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依然积极推动这种侵犯他人权利的政策，并用“国家利益”“保护就业”等宏大词汇进行包装。
因此，治本之策必须双管齐下：
在制度层面，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确立政府权力的明确边界。任何政策，若以“集体利益”之名，行侵犯个人财产与自由选择之实，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格审查与限制。必须打破“政策犯错，无人担责”的怪圈，探索让决策者为其错误政策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的机制，哪怕这困难重重。
但更深层、更根本的，在于观念层面。需要持续不断的经济学常识启蒙与社会对话，让“贸易是双赢合作”“保护主义是双输互害”“个人权利优先于虚幻集体”等理念深入人心。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作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双重身份，戳破那些打着“为你着想”旗号、实则进行利益掠夺的语言腐败骗局。
这条路远比寻找一个“强人”或出台一项“强力政策”更为艰难。它要求我们放弃“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且握在我手中”的思维，学习在多元诉求中寻找动态平衡。它需要每个人都成长为更理性、更负责的个体。
特朗普的感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警示我们，当政策沦为部分人掠夺他人的工具，当受损者的愤怒无处安放，社会合作的基石就会松动。制止暴力能靠安保，但消除暴力的土壤，靠的是重建对基本规则的共同信仰，以及对权力永不松懈的警惕。否则，今天的故事，明天还会换一个主角，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