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现代美国

2020年10月30日13:52:40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现代美国已关闭评论

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现代美国就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曾经相信上帝和每个人同在;他不仅给人以怜悯,而且还给人以力量,所以整个国家属于人民。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突然被提拔进入了美国总统办公室。他不仅需要将民心从前任总统那里争取过来,还不能辜负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他之前的几乎每个总统都向这个国家提出过某种政策或者承诺过新的开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说的新边疆,即“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有着未曾实现的希望却又有着威胁的边疆”。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时本身历史也不长的美国。然而,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合并、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长的所有承诺,不是要缓解全国性贫困,而是要潜在地解决战后繁荣期的个体贫困问题,并且最终将会履行美国的承诺:“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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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约翰逊并不是通过竞选当选上的总统,他在一开始就只局限于把肯尼迪未竟的事业付诸实现:通过《民权法》(1964年)。从理论上讲,这个法案将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校、餐厅、旅馆、体育设施和就业场所全面消除公众歧视。约翰逊不顾南方人对这部法案的反对,还成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来确保非裔美国人、少数群体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仅凭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并不足以缓和那些反对立法的人的敌意。从民权法引发的暴力和敌意的大背景来看,民权法在美国走向完全的公民国家主义的路上是颇富争议的一步。面对着来自种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的反对,约翰逊向当时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后来担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须让民权法成为“一部美国的法案,而不只是一部民主党法案”。即使法案被通过,约翰逊也仍然担心自己没有成功。他对当时的副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我们刚刚把南方交给了共和党,这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民权法也许是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但却没有将其从暴力中解救出来。1964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民权活动人士和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其催化剂正是民权法没有直接解决的一个问题:投票权的问题。这年6月,密西西比州夏天计划(又称“自由之夏”)启动,试图提高投票选民中非裔美国人的比例。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内的民权群体,为密西西比州的非裔美国人口组织了选民登记活动。此前,在1961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就曾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遭到了反对者的打压,一位当地组织者也遭谋杀。因而,在这样一个能够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反对黑人选民的州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对于实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投票权)不再抱有幻想。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公然挑衅。爆炸和殴打事件自不必说,从肯尼迪当选总统到1965年民权法通过期间,有20余名活动家在推进南方民权的过程中遭到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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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人至上主义者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黑人。他们绑架谋杀了三名激进主义分子:迈克尔·施韦特纳、安德鲁·古德曼和詹姆斯·钱尼,其中两名(施韦特纳和古德曼)都是来自纽约的白人学生。这起事件激起公愤,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行动。让人沮丧的是,历史似乎又在重演,约翰逊像近一百年前的尤利西斯·格兰特那样,派联邦调查局去往南方。虽然三名激进主义分子的尸体都被找到,但这并没有自动引发一桩谋杀审判。在当时,谋杀(主要)是一种州犯罪,而不是联邦犯罪;到1965年时,即便是谋杀美国总统也算不上联邦犯罪。在这起事件上,密西西比州政府拒绝起诉。因而,联邦政府不得不像之前在迈德加·埃弗斯谋杀案中的做法那样,援引19世纪所谓南方重建时期的立法,也就是1870年执行法案,来起诉那些谋杀嫌疑犯。

如果说在白人对黑人的暴力以及阻止这种暴力的立法限制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美国之间的相像让人沮丧,也还是有些方面能让人看见希望。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也是不无原因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和格兰特执政时期的特工处负责人海勒姆·惠特利(Hiram B. Wheatley)一样,有着自己特别关注的事情,因而最初并没有能够把民权放在首位。惠特利沉迷于城市里的移民问题,胡佛则痴迷于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问题,两个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境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不过在打击犯罪的时候也都没有肤色歧视。当然,胡佛也还是授权对马丁·路德·金进行窃听,并且他掌管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也是针对黑人攻击性犯罪群体的,不仅包括伊斯兰民族组织(一个非裔美国人宗教激进主义组织),还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但是在密西西比谋杀案之后,反间谍计划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包括三K党在内的白人攻击性犯罪组织,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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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界,民权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汇集在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大会面临着来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的挑战。密西西比州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由此成立,注册了约6万黑人选民,要求在民主党大会上获得该州的席位。由于民权活动家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详细地描述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成长过程中的恐怖回忆,以及自己想在那里注册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对待的经历,媒体报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一边。尽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还是威胁要离开会场。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那是在1948年杜鲁门废止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之后。事实上,怒气冲冲地离开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却不是1964年约翰逊会纵容的做法。

约翰逊也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并不想完全疏远那里的白人选民。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优先事务:首先“向贫困宣战”,再将其演变成“伟大社会”计划,等竞选后拿到国会去通过——假定他能赢了大选的话。白人对民权法和联邦强行废止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对抗,在1964年成为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势力。在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表现好得出奇,虽然还不至于好到能对约翰逊的候选资格构成威胁,但已经足以表明华莱士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息是有受众的,并且这些受众也不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前一年,华莱士当选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或者说恶名,因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着“现在的种族隔离,明天的种族隔离,永远的种族隔离”。他自己后来对这种言论也予以否定。这种言论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不是什么根深蒂固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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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4年,出于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党需要在党内强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之间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承诺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将会实现完全的整合,但这样做却有可能两头不讨好。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开始出现,一边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整合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推迟在民主党内废止种族歧视有欠妥当的人。因此,1964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新激进主义的崛起,即“黑人权力”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激进民族主义者马尔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杀身亡,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将他提出的概念推广了开来。黑人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转变,那些人像卡迈克尔一样越来越认为整合是“不相干的”,他们想要的不是未来会作出改变的承诺,而是“现在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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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党的议程上:不受联邦政府干涉的自由,以及远离共产主义的自由。他们推举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大选,戈德华特主张的是一个本质上保守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围绕削减“大政府”(Big Government)制定,包括“击退”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国内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在选举中,他关于“州权”的保守主义观点在最南部地区(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则毫无建树。三K党对戈德华特的支持也许印证了约翰逊对于民权法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的担忧,不过总的说来,竞选结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区与美国其余各州都没有联系,与三K党更没有联系。民主党试图暗示戈德华特本人不合拍,并且不是说和国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不怎么激励人心的口号——“你心里知道他是对的”——民主党予以回击,用了句更俏皮的口号,“动动脑子,他是疯子”。当然,戈德华特绝不是疯子。他的政治讯息在1964年时没有引起选民的共鸣,却为未来立下了一个指向标。与最南部地区的种族隔离不同,保守主义在未来还会再度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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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大选在其他不少方面也让人难忘,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标语口号,也是因为放映了颇有争议的民主党宣传片《雏菊》。这部宣传片仅仅官方放映过一次,但后来在各个新闻频道都被播放。由于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拒绝完全排除未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党制作了这部宣传片作为回应。在60秒的短片中,一个小女孩拈着一朵花的花瓣从一数到十;最后一片花瓣掉落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给爆炸倒计时;镜头聚焦在小孩脸上,她抬头望着天空;镜头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里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给约翰逊总统吧,”洪亮的画外音响起,“留在家中的赌注太高了。”[2]这部宣传片暗示戈德华特一旦当选就会发起核战争,因而遭到批评、并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对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惧,而这部宣传片正是挖掘了这种恐惧情绪。事实上,《雏菊》宣传片是一个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从1964年首次亮相以来几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中被大肆利用,那时,片中的小孩面临的威胁已经不是核战争,而是毒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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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部宣传片一针见血、十分深刻,但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归功于这部宣传片。约翰逊以超过61%的选票获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终于可以授权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同时也向民权活动家承诺民主党大会至少在未来将会实现整合——但即便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愿意等上那么久。大选一结束,约翰逊就决定抓住势头,争取在亚拉巴马州扩大投票权,给华莱士对于亚拉巴马州将永远处于种族隔离统治之中的断言送上迎面一击。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从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的行走游行示威,让电视镜头又一次有机会捕捉南方执法官员对试图穿过埃德蒙·配特斯大桥的民权活动家施以殴打、投放催泪瓦斯的画面。对于像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活动家而言,这座大桥实在是太长了,而因为不同的民权组织动机的冲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继续行动达成的共识也打了折扣。

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结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学的痛苦教育经历之后,发起了一次“反恐惧游行”,鼓励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利用刚刚获得的投票权,及时注册参与11月的中期选举,然而只有很少数的民权团体对此感兴趣。尽管如此,梅雷迪思还是勇敢地和两位同伴开始了游行,但还没有走上10英里就被一位白人极端分子开枪打伤(幸好不是致命伤)。这场抗议随之升级,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也开始加入游行,将之变成了一场更激进的“梅雷迪思游行”。这场游行标志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消极抵抗开始转向以黑人权利运动为代表的更积极的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民权活动人士放弃了白人自由主义、不再相信联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时,政府却终于做好了准备,至少尝试去信守约翰逊所称的“美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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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对塞尔玛游行迅速做出了回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他谈到美国人坚信并且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同时也将塞尔玛游行事件与独立战争爆发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区的游行事件,以及内战结束时阿波马托克斯的游行事件相提并论。他指出,这些事件象征着“人类永无止境地追寻自由”过程中的转折点。约翰逊还呼应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提醒国会“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距离提出平等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却没有获得平等”。“塞尔玛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感到自豪,”约翰逊指出,“上百万美国人长期拒绝这些平等权利,我们也没什么理由感到自满。”“但是,”他断言道,“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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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开始,到《投票权法案》(1965年)通过以及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对特权的人头税限制,美国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权改革。但民权问题涉及的从来都不只是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约翰逊揽过大权的时候,美国已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尔·沃伦的推动下,开始在美国信条的背景下重新解读宪法(这里的美国信条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为20世纪的美国形势一直在变,美国公民身份的含义也一直在变)。对宪法的重新解读被一些人称为“权利革命”,而这次革命的动力主要源自新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继19世纪重建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又一次变革,意味着联邦政府已经转向保护个体和团体的权利,并且寻求扩大自由。

这些新权利不仅涉及种族平等和公民权问题,更涉及执法问题。在当时的南方,有许多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都被捕入狱,因而执法问题至关重要。在解决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上,有四个具体的案例:马普诉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年)、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来,在这四个案例中,抓捕行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马普案确立了起诉必须基于合理的证据,并且证据的获取必须符合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及扣押的限制性规定;吉迪恩没有钱请律师,法院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律师帮助;在埃斯科韦多案和米兰达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变,即确立了审问当事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必须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宪法权利,也就是所谓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些案例对于推进民权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对于当时的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种族、性别和司法上的歧视既没有自行消亡,也没有得到有力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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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北部,非裔美国人的境遇也不比塞尔玛地区好上多少,黑人激进主义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矶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瓦特地区爆发种族暴乱。国民警卫队再次出动平息暴乱,美国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再次面对撕裂他们国家的暴力景象。《生活》杂志后来将瓦特暴乱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分界线”,指出这次爆发“撕裂了合法民主社会的结构,定下了对抗与公开反抗的基调,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状况的典型特征”。

然而,瓦特暴乱作为一条分界线的意义只在于,从这场暴乱开始,对抗和公开反抗不再局限于南方。1965年后,社会骚乱影响到许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纽瓦克、新泽西、底特律和密歇根。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们就美国信条的含义及其与美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发生转变。与1964年大选之前相比,人们对民主社会已经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通常是,当时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东南亚事务中。但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仅仅以越南战争作为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误导性的。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名词“越战综合征”,暗指1975年以后美国人不情愿卷入外国事务,不情愿应对持续存在的共产主义挑战。从历史角度来讲,想要评估那场战争造成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还为时尚早,但这个名词也同样适用。当然,毋庸置疑,影响是确乎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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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是肯尼迪给继任者的遗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这又是肯尼迪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信条中继承而来的——施行遏制政策,致力于援助其他国家,打击在二战中产生、在冷战中壮大的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二战期间备受摧残,但武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还是让美国感觉到了未来的危险。对此,美国的回应是加强国家安全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一方面建立了掌管国家安全的官僚机构,包括国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另一方面发展民防组织、培养间谍和反间谍、加大对军事研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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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相信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敌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敌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带来的威胁恐怕“要无限延续”。另一方面,变得和自己最恐惧的敌人太过相像的风险也是一种危险。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却还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警告美国政府“警惕军工复合体带来的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让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就告别演说而论,这段话也许有些令人费解。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在劝告美国人既要发展国防力量、又要抵御这种力量。这是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毕竟,早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就警告美国人不仅要警惕国际事务的威胁,也要提防内部不满的危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继续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而来自内部的不满仍然是个威胁,不管是像共产主义那样反对美国信条的势力,还是那些狂热保护美国信条、想要壮大自我力量的势力,都有可能将美国从内部瓦解。在越战之后,军工复合体的确变成了一种单独存在的邪恶幽灵,但这其实是冷战带来的问题。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于苏联邪恶“无限”的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助长了美国人的信念,认为美国可以,也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身份植根于战争,也通过战争变得愈发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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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冷战并不是美国单边挑起的,有一些危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共产主义是公认的威胁,但很快,美国的军事信誉就成了主要的问题。美国在1950年决定援助法国保持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控制,这种决策的背后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美国担心一旦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将会迅速导致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即便如此,美国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出的。事实上,美国最初并不确定二战结束后法国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否对美国有利,但英法两国的利益都与法国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关,而这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下子放松戒备。不过,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肯尼迪时,美国已经在为南越地区吴庭艳的亲美政府提供资金和“建议”(武装起来的建议),助其抵御北越地区“越共”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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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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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约翰逊为美国大选奔走活动之时,越战已经在逐步升级。8月,北越军舰在东京湾地区疑似向一艘美国船舰开火,约翰逊断言这是一桩侵犯美国的行为,国会因而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这份决议案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却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许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抗击北越。次年3月,美国发起滚雷行动,对北越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一周后,约翰逊在国会面前重提“美国的承诺”。“这是古往今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往昔的帝国在我们国家面前不值一提。然而,”约翰逊在结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位建造帝国、追寻宏图、扩张势力的总统……我想当这样一位总统:帮助终结人们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各地区、各党派之间的友爱,帮助终结这个地球上兄弟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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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的一代”

有人说,如果你忘不了20世纪60年代,那么你可能并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这句嘲弄看似荒谬,却非常精准。美国在越南遭受打击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道德律令。从当时的反战游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众对越战的看法。1969年,《生活》杂志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时为其贴上了“动荡与变化”的标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在进行的越战,也是因为就在前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相继遭到刺杀。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还要令举国震惊。不过,和其他大多数媒体一样,《生活》杂志在思考美国历史的这个阶段时,对于美国实际上所经历的“巨大力量和改变”的报道还不够翔实。媒体常常大肆宣扬20世纪60年代是个险里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来,这个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当然,如果没有越战,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还是紧随其后的幻灭感都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当时以及后来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反对势力而存在,但这些反对势力并不是在越战中才产生,而是在越战中、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强。在1964年约翰逊竞选美国总统和1965年越战升级期间,一些乐队的歌曲似乎正是当时反叛(在经济上却又精明)的年轻一代的例证。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在1964年举办了首轮美国巡演,他们的出现在群众里引起了狂热的反响,似乎也为这一代人定下了基调:这代人的情感在音乐和道德的问题上尤其容易爆发。“时代在变。”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同一年向美国人说,他在歌词中也指出了代沟的存在,而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美国土地上的父母们”被建议不要去批评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想要将这些唱片和光盘扔到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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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越战初期,那代年轻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是最为支持战争的群体。他们或是目睹了“最后解决”方案(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的后果,或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因此,并不难想象“垮掉的一代”这种说法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人当中只有1/1000的人明确反对战争,因而可以说,最开始对于美国军事介入越南的反对声音并不响亮。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反战运动堪比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两者最初都是出于道义的边缘运动,随着政治、文化和军事环境发生转变,演变成为群众运动。对于内战中的一代人来说,这种转变是一场开启“自由的新生”的战争。对于越战中的一代人而言,这种转变则是更靠近一个世纪前对自由的承诺,远离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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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4年,还很少有美国人会质疑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道德权威。事实上,一直到次年的秋天,还有两万美国民众走上纽约街头举行支持战争的游行,而这并不是什么非典型事件——但是考虑到整个美国历史,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最初是高度认同的,在美国史上,除了二战和内战之外,这种认同度是极为罕见的。华盛顿当年总要苦苦挣扎才能招募并且维持大陆军的兵力;美国加入一战的时候,有64%的美国人表达了担忧;对于朝鲜战争,也有62%的美国人感到不安。与之相反,在1964年,有85%的美国人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并且直到1969年,仍有65%的美国人继续表示支持。

20世纪60年代早期,城市动乱和摇滚乐似乎都没有让美国人明显偏离信仰。约翰逊也在雄心勃勃地一心想要消除贫困,美国的承诺也似乎就要实现了。即使是那些对美国民权发展是否会有进展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质疑约翰逊对美国的评估,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强大主要来源于美国的武装力量、战争中展现的军事实力以及战争胜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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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二战结束还不到20年,为消除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而打响的除贫战争看起来同样有可能取得胜利。约翰逊提出了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沿用罗斯福新政中对于自由的表达,追求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不平等的自由。这项计划包括了一系列就业、教育、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倡议,这些倡议也许起源于过去的改革,但关注的是当下的问题。《经济机会法》(1964年)保障了工作经验积累计划的实施,《高等教育法案》(1965年)加强了教育发展计划,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启蒙计划的实施,而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则致力于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仿照肯尼迪建立的国际和平队,美国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为美国服务志愿队(VISTA)。除此之外,约翰逊还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清拆市中心区的贫民区、制定保护乡村河流水道免受污染的法规等。

与此同时,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曾经确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不确定。也许不可避免地,联邦政府对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也鼓励了,而不是压制了草根阶层的改革冲动。一个改革议程不管是着眼于性别、种族、环境、政治还是外交政策,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会造成潜在的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在其他时候也许会相互矛盾,或者至少相互竞争的改革议程,却在所谓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汇合在了一起。反主流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连贯的运动。事实上,这场文化运动的元素间并不连贯,但它不是向美国信条本身,而是向美国信条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发起了持久的、多层面的挑战。反主流文化运动也旨在创造一个“伟大社会”,虽然这个伟大社会和约翰逊所构想的不大一样。

 

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现代美国

在当时,不是所有参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样的组织,带来了一条严肃的政治讯息,这条讯息在美国传统中由来已久,是一种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美国代表着什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冷战背景下发起一系列民权抗议活动,希望以此挑战它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统治神话”。该组织认为,20世纪60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乌托邦与希望的衰亡”,并力图建立起所谓的“个人参与的民主”,以“植根于爱、反省、理性和创造力的权力”取代“植根于占有、特权和境况的权力”。简而言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传播的情绪十分强烈,足以吸引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同时又非常含糊,足以吸引几乎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左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称,“必须由更年轻的人组成。”[8]这番言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该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组织。但也可以推测,随着这些“更年轻的人”变老,它的影响力会逐渐消退。不过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太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变老这个选项。

1965年,将近1500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5000多,到了1967年,更是增长到9000。然而,1967年7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仍然支持越战。同年10月,支持率降至58%,但到了圣诞期间又有所回升,约有60%的人支持越战升级。显然,美军在越战中的伤亡数字和民众对越战的谴责之间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也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1967年正是一个佐证。

 

民权运动如何改变了现代美国

1967年正是《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的那一年。嬉皮士运动始于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门前举办的“人类大聚会”反主流文化行为艺术表演,随后又在海特区举办了“爱之盛夏”活动。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瓦克,“爱”却供应不足,种族暴动也遭到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见图65),因而《新闻周刊》将“爱之盛夏”更名为“不满之夏”。同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随后,反越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举行反战游行,作家、新闻记者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年)正是源于这次游行。然而,这次游行并没有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产生足够的影响。1967年底,根据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70%的美国人表示不赞成反战游行。

这场城市动乱让约翰逊感到震惊,为了探明这场发生在市中心的暴动的原因,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为主席。克纳在次年提交的报告里得出了一些忧心的结论,尤其是美国“正在走向两个分离的、不平等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一直以来渗入美国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报告指出,“现在,它威胁到每一个美国人的未来……如果当前的进程持续下去,将会继续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摧毁基本的民主价值。”报告表明,许多暴动的直接原因是非裔美国人“针对美国白人社会的地标性建筑”而非针对美国白人本身的暴力,刺激这种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警察的伎俩、失业、联邦雇佣的“不足”、教育以及社会福利项目。“美国白人永远不会完全明白,同时也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告总结指出,“正是白人社会与贫民窟有着密切的联系。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维持着贫民窟,同时也在纵容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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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益陷入困境的约翰逊而言,这份发人深省的评估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伟大社会”项目的成功,越南的军情也已经让他的这一项目打了折扣。1968年,也就是克纳报告提交的这一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一年美军在越南的形势从一开始就很糟糕。越方于1月开始发动春节攻势,北越(越共)部队打入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驻地,并且将美国部队围困在了老挝附近溪生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对于这些战况,美国民众都可以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知悉。美军伤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意调查显示约翰逊正在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他当然也失去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自191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在内部出现了总统竞选人的挑战:明尼苏达州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都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约翰逊退身而出,让他们二人一决雌雄。3月底,约翰逊宣布“我将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的党派再次提名让我担任你们的总统”。没过几天,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马丁·路德·金遭到了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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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还是民主党出现分裂,或是作战前线部队中黑人比例失调(与美国人口构成相比)让持久存在的种族隔阂加剧、恶化,都没能动摇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能终结美国人对越战的支持。并不是说没有人抗议,但这些抗议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然也不会都像1967年五角大楼前的那场游行那样规模巨大。当著名歌手艾萨·凯特(Eartha Kitt)鲁莽地,或者说愤怒地在一场白宫午宴上批评当局的外交政策时,她的行为赢得了支持,也遭到了责难(见图66)。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于1972年赴越南河内地区,坐在用作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也遭到了同样的敌意。事实上,在她这么做之前,就已经因为反战立场遭到了不少批评。显然,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许多美国人也不能容忍别人批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然而,越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却似乎只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了。

比起理解美国民众在战争结束后对越战的回应,理解20世纪60年代越战反对声音的缺失可能更为直接。1963—1975年间,总共有230万美国士兵在越南服役,其中有5.8万名(2.5%)士兵阵亡。尽管媒体报道了学生在五角大楼前烧毁自己的征兵证的画面,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调动的兵力规模并没有像在之前的战争中那么大,当然与二战更是没法比。1964—1973年间达到应征年龄的2700万人中,有200万人被征入伍,900万人自愿参军,而仅有150多万人真正参加过战斗。简而言之,越战一代中仅有6%的人参加过越战,因而,当时对于战争的反对并不持久、对于战争的支持相对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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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回顾这个时期的美国史时会发现,1968年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一年,而是没能做出决定的一年。而正是这没能做出的决定在后来一直萦绕着“越战一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1968年的时候,美国似乎走到了一个转弯口,从自由主义共识转向了右翼政治。当然,这只是事后的总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骚动与变化”的十年渐近尾声之时,当时的人们仍然具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在一种美国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这种美国国家主义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基于源自独立革命和内战时期并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不管是在自己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街道上战斗,美国人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只有当这种自由没能实现的时候,他们才会清醒过来,开始自我怀疑。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只有当骚动结束,才出现了变化,出现了社会变革与反对越战的声音。随着约翰逊时代渐近尾声,新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准备就职,全世界的目光没有聚焦在东南亚,而是聚焦在太空。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完成了首次绕月球航行的太空任务,在平安夜从漆黑的太空里用电波向地球发回了一条圣诞讯息——《创世纪》的开篇。对于这个将要步入新的十年、走向新的政治方向的国家而言,这样的讯息再合适不过了。次年夏天,也就是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讽刺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开始趋于缩小规模。事实上,冷战也开始趋于平息。

太空计划的规模精简是毫无征兆的,但尼克松在就职演讲中却表达了对冷战平息的愿望。“我们不仅在太空开阔了眼界,”尼克松断言道,“而且在地球上亦已打开了新的天地。”但是,尼克松也指出美国“在物质上富甲天下,精神上却一贫如洗;十分精确地登陆月球,却在地球上陷入吵吵嚷嚷的相互纷争之中”。1969年之后,这些纷争并没有被驱散,某些方面事实上甚至还恶化了。不过,和之前的每一任总统一样,尼克松也针对美国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却和之前那些总统提出的截然不同,这一计划被命名为“新联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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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会里一些保守派感到沮丧的是,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并没有完全废除自由主义的新政。事实上,尼克松就职的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反主流文化的巅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组织者称之为“水瓶座盛会”),因而他给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倡议赋予更具体的形式,也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尼克松建立了一批联邦机构来解决各类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局)、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同时也通过相应的立法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工作,例如《清洁空气法》和《濒危物种法》。尼克松没法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他的确通过一些行动来确保地球上的新天地变得更加清洁、绿色。

在财政问题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让尼克松颇受限制,而美国在太空、国防和仍未结束的越战上的巨额开支也让他无力调控巨大的通胀压力。针对就业问题及其导致的财务危机,尼克松提出了家庭援助方案,这个社会福利方案本可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却没能在国会通过。针对越南问题,尼克松也提出了名为“越南化”的方案,想要将作战和指导战争的任务逐渐移交给越南共和国陆军(ARVN),以便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抽身。但这个方案也同样遇到了麻烦:尼克松制定的时段对于越南共和国陆军来说太过短暂,对于日益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来说又太过漫长。此外,一直以来,尼克松本人在解决越战问题上的手段相互矛盾,让人看不到头,这也对他的方案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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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曾经表示,自己就算“爬到河内”也要解决越南问题。在他就职后,就立即向北越地区发起了大量空袭,并且在1970年派兵入侵中立国柬埔寨。这两项行动对于和平进程都无甚作用,却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在一场校园反战抗议中遭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杀害,则又让举国上下感到惊骇。而就在此前,美国民众还在为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群情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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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在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指挥下,第11轻步兵旅的查理连队残忍杀戮了4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起屠杀似乎向世界,也向美国自身证实: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如果说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美莱村惨案都被呈现为美国介入越南事件的低谷,这都是从作恶的角度而言的。由于媒体的报道及其在美国文化中的后续影响,许多美国民众都会记得凯利中尉的名字,却会忘记甚至是不知道直升机驾驶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少尉对于这场屠戮的抵制。汤普森少尉目睹了这桩惨案,试图搭救幸存的平民,并且命令自己的士兵向任何妨碍营救平民的美军士兵开火。美莱村惨案中美军士兵内部的僵持其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这样的强国既有无限可能行善,也有无限可能作恶。

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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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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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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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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