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朝廷的“洋雇员”

2020年10月26日13:09:13晚清朝廷的“洋雇员”已关闭评论

晚清朝廷的“洋雇员”

作者:菁成子 | 编:禅心云起

19世纪清朝政府聘用外国人作官,除了外国制度先进,虚心进取之外,大概和民粹主义尚未兴起有关。民众对政治事务较为冷漠。外籍人士担任中国官职只需朝廷许可,基本不必担心触怒民意。

人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总是基于已有的观念,对同一历史事实,即使史实没有偏差,理解也会千差万别。举例而言,19世纪中后期清朝在西方的压迫下逐渐开放国门,允许外国资本和思想进入,这在民族主义者那里通常是奇耻大辱。

本国统治者在列强的打击下,权力逐渐消解,对民众的管制逐渐放松,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看,这实在是进步有益的事情;然而在民族主义者的话语里,通常意味着“主权沦丧”。

外国人打开中国大门,将商品推销到中国内地,传播基督福音和新思想,建设学堂和医院,这在自由主义看来是促进贸易和交流,传播技术和文明;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在侵略和掠夺,瓦解中国传统文化,图谋不轨。

几乎对每个近代史的事件和人物,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由于观念总能给予不同的评价。对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评价,或许可以反映这种观念的差异。

英国人赫德是近代中国十分显赫的人物。他出生在北爱尔兰,从年轻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前担任清朝政府的官职直至一品大衔,被尊为“客卿”,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备享尊荣。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沿海数个口岸,允许外商与华商在市场上自由贸易,并成立新海关征收关税。中国海关素有“雁过拔毛”之传统,贪贿索贿成风,以致洋商抱怨纷纷。

1854年上海小刀会暴动,海关陷入瘫痪。地方官员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举行会议,商议引进精明强干的外国人协助管理关务。三国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面向洋商征税,税款仍交中国海关。

清朝政府惊讶地发现,这些洋人代征税款居然没有克扣,并且比预期还多。总理衙门成立之后,中国海关逐渐统一事权,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就交给了英国人李泰国担任。

彼时太平军兵焰正炽,李泰国向清朝建议使用关税购买舰队,镇压叛乱。这固然是个不错的主意,由于他素日里目中无人的个性,上至咸丰皇帝下至恭亲王都十分不满。

1863年,恭亲王向同治皇帝参了一本,弹劾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希望将其“驱逐”。同治皇帝下谕将李泰国解雇,他留下的职位由赫德继任。

赫德受到清朝政府赏识,首先因为他是个中国通(赫德19岁就到中国,已居住了近10年),其次精明强干,对税务十分熟识(赫德曾任广州海关副总税务司,并在李泰国休假期间代理了近两年海关总税务司),更重要的是,赫德性情温和,易于沟通,善于和中国方面打交道(恭亲王曾评价他性格“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赫德掌管中国海关之后,在他前任的基础上推进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接管和统一全国的全部海关,人事任免不受地方干预,只对总税务司负责。厘清税则,清除苛捐杂税和摊派,使贪腐之员无隙可乘。另外,在税务申报、统计、登记和官员的任免、分工、考核和奖惩等方面,赫德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制度。

在他的经营下,海关成了总理衙门下属最清廉的部门,海关收入也成了清朝政府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经营税务的同时,赫德在其它领域也有着杰出的建树。中国最早译介外文书籍和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同人馆是在赫德的提议和支持下建立的,外籍教师由赫德聘请,办学经费由海关支付。他和洋务派关系熟稔,常劝说清政府学习外国技术,派团出国考察。

同时,他还将清朝的邮递事务纳入海关,发行邮票,兴办投递业务,建立起中国最早的现代邮传制度。另外,赫德还在港口建设、世博会,对外贷款等事务上多有所涉,并且成绩卓著。

赫德在清朝做了接近50年的官,于1908年告老还乡。朝廷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允许他离职仍挂“总税务司”头衔。1911年,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不到一个月,赫德在英国逝世。

赫德在中国的一生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民族主义者称他为英国侵略者的代理人,因为他实际统治了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然而赫德在中国海关的地位却是“外籍雇员”,他征收的关税都要上缴给清朝政府(一部分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忠实勤勉地完成官僚职责。

作为英国人,赫德给中国海关带来的变化又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之前,中国海关腐朽闭塞,官员贪污索贿,骚扰商人,洋商华商皆受其苦。赫德接管海关之后,将海关打造成效率较高,职员廉洁的行政机构。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

19世纪的大英帝国,借助他们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在全世界通行无阻,拓地殖民。古老的东方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允许外国商人进入本国进行贸易。

一方面看,帝国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皇帝不得不放弃“溥天之下,唯我独尊”观念,统治者的权力有所收缩,这对国家主义者而言是让人难堪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民众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贪暴的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个人权利能得到更多保障。

从自由贸易的观点上看,任何海关和征税都是对商人的侵犯——但是以廉洁简明、办事高效而著称的现代海关制度,总比传统税吏的贪墨残暴、胡作非为要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德和他的海关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经验。

当时的海关关税普遍只有5%,还有大量的免征和豁免项目,并且这样的制度得以长期维持。比之现代海关的高昂税率和繁琐手续,我们称那个时代为“自由贸易的时代”也许并不过分。

赫德作为清朝“外籍雇员”长期执掌中国海关,这在现代简直不可想象。其实这种情况在晚清并不鲜见。自中国国门洞开,外籍人才纷至沓来。尤其朝廷认识到技术和制度劣于欧美各国时,延揽人才更加普遍。大量外籍人士充当技工、顾问、教练、讲师,官吏。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籍雇员都能胜任。1893年,官员周景勋对张之洞上书谈论聘请外籍雇员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参差不等,有的认真办事,信义卓著,有的循规蹈矩,守法奉公,也有的资质愚钝,沾染恶习。他建议对这些外籍雇员加以考核裁汰,核实量用。

19世纪清朝政府聘用外国人作官,除了外国制度先进,虚心进取之外,大概和民粹主义尚未兴起有关。那时的朝廷更多被认为是皇帝家事,官僚只是君主臣仆,民众对政治事务较为冷漠。外籍人士担任中国官职只需朝廷许可,基本不必担心触怒民意。

20世纪以前的世界各国,政治人才的流动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君主制的国家,统治者乐于把招纳外国贤才作为“开明专制”加以吹嘘。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颇为相似。

清朝政府在和这些国家打交道时,自然会有所沾染。在赫德之前,清朝政府曾聘请美国公使蒲安臣作为中国官方出使团团长(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访问欧美,载誉各国。在赫德之后,维新变法曾提议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客卿”相待,必要时还可聘他为相,主持新政。

进入20世纪,随着世界范围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众更多地将政治事务视为“息息相关”,有舆论和选票左右政局,国别、民族甚至种族之防树立起来,仕宦他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从民众介入政治的深度和政府的开放姿态上看,这很难称得上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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