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观念的进步 就不会有什么奇迹

2020年10月16日12:50:35没有观念的进步 就不会有什么奇迹已关闭评论

没有观念的进步 就不会有什么奇迹

文|漫天霾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生活始终在极低的水平徘徊。公元700年和公元1700年,人们所能享受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而在“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经济总量直线飙升,财富几何式增长,人类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工业革命”看做“奇迹”,是有道理的。

然而,这种“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是技术进步吗?许多人这样认为。但是,古希腊人的科学水平令今人汗颜,据说他们当时已经懂得了建造铁路的技术。然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建造,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是因为技术手段达不到吗?显然不是。

是他们的进步受到了观念的束缚。“技术性失业”的迷信和“重商主义”的教条让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在原有的生产方式上循环往复。

“工业革命”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思想界首先发生了深刻的论辩。由伟大的思想家们发起的“欲望与利益”之争蔓延到宫廷、教会、商界,思想交锋如火如荼。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认为:商业是损人利益的把戏,人的欲望绝对不可以放纵,因为人总是“欲望的奴仆”。假若不对其加以限制,无尽的欲望会败坏人的德性,使人们丧失理性,违逆宗教戒律,道德沦丧,相互抢夺,制造无休止的冲突。因此,对人的思想和行动加以限制,就变得理所应当。

是启蒙思想家们正确地分辨了“利益和欲望”。他们指出,所有动物都有欲望,而只有人,才有理性,并能够通过理性正确认识到利益。他们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利益”和“利益和谐”的观念——利益受欲望驱动,然而却受理性指导。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这种思想辩论推向了高峰。亚当·斯密正确地论述了人类自利和利他的统一。人类追求自利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他人利益的实现,进而增进了公共福利。要自利,必须首先利他。孟德斯鸠指出:欲望总是让人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要实现更大的利益,必须克制当前欲望注重长远。这些,正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结果。

自利和利他是和谐统一的,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这就从理论根基上摧毁了技术性失业的迷信和重商主义的教条。

18世纪的思想家们正确地指出:反对技术进步,把任何背离生产和贸易的传统方式视为犯罪,是一种拙劣的复古思潮,纯粹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象,因为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绝不是有些人勾画的那样诗情画意,它意味着要回到自给自足甚至饥荒遍地的原始时代。而且,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代表大众,而是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垂死的呐喊”。从长远看,技术进步意味着能够用更少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对所有人都是福利的增进。产出的增多,有利于价格下降、资本积累和自由交换,因此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是全方位的利好。

技术进步并不会带来大范围的长久失业。通过技术进步,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自然会吸纳相应的就业。况且,技术进步带来的大规模生产,恰恰是为最广大的贫民阶层制造便宜商品的产物,商品产出增加,价格低廉,所有人的支出因此减少,因此会有更多的储蓄并转化为投资;更多的资本投入,不但能够提升劳动边际生产力,带来收入的倍增,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只会使就业人口增加而不是减少!

而重商主义思潮认为,卖出是好的,买进是不好的。他们认为一宗交易,总是拿到钱的人受益,付出金钱的人受损。在这种意理的影响下,大众仇恨商业和商人,因为他们总是自私地把别人的钱设法装进自己的口袋。自然而然,人们就支持出口而反对进口,用入超和出超来衡量一国国际贸易的成败。

伟大的思想家们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识到:重要的不是自私,而是如何实现自利与利他的统一;重要的不是总量上的入超出超数据,而是每个人的福利是否改善;重要的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交换。每个人都有改善自身的欲望,因此应当采取的办法不是压制这种欲望,而是用欲望制约欲望。人们能够认识到利己与利他、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服务他人的方式来服务自己,用当前的克制换取长远的更大满足。一个人之所以愿意支付金钱给商人,原因无它,就是因为商人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自己欲望。这是双赢的交换。

他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阐述了财产权、商业、利益与美德、和平的关系。大卫·休谟说:“无财产的地方无公正”。他提出了“稳定的财产占有、经同意的财产转移和信守承诺”的“自然法三原则”,认为“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规范产权的规则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同时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孟德斯鸠说:“贸易可以医治破坏性的偏见。正因为如此,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有贸易;凡是有贸易的地方,习俗必定温良”。这句话被概括为“有商业的地方有美德”。道理很明显,一个人要想在商业上长期成功,必须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还要具备讲求质量、注重服务、诚实守信、谦和有礼的品德。美德只能在自由市场中孕育,强制出不来美德。

他接着论述道:“贸易的自然效应就是和平。两个国家彼此通商,相互依存,一方以购入获利,另一方以出售获利,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赚钱是一种和平的愿望。想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是直接从另一个人那里去抢,而是想方设法说服你购买他的产品和服务。他既揭示了“自由交换、分工合作有利于双方”这个真理,也阐述了“自由即和平”的内涵。

启蒙思想家们明白,仅仅诉诸于德性靠不住,还要诉诸于利益。因为“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因此他们甚至“曲线救国”,说服了国王和廷臣,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才是自己的长远利益。工商业的进步,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只有工商业进步,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不断创造财富;贩夫走卒和穷困流民才不会滋事,“过剩的人口”和饥民们才不会被饿死,大企业会吸纳他们,使其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这一方面会带来更多的赋税,另一方面人们才不会因觊觎国王和贵族的权势和财富,或者因走投无路而揭竿而起,社会才会安定清明。因为“几乎没有比使人忙于赚钱更无害的方法”。

没有观念的进步 就不会有什么奇迹

这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思想革命、观念革命。这些人类的思想巨擘对甚嚣尘上的反对追求自身利益、仇视工商业、反对技术进步、对失业的恐慌和重商主义等等错误思潮,发出了清晰有力的声音,让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崇尚商业、追求金钱、自由交换既“温和得体”,与美德并行不悖,又对社会“适当而有益”的深刻变革。他们一举扭转了时代的风潮,为分工合作、自由贸易、技术进步、大规模工业生产扫清了障碍,因此才催生了带给人类巨大进步的“工业革命”。

所有器物层面的改革,都是观念的产物。因此,“工业革命”更为准确和恰当的说法,是思想革命、观念革命。自由的意理让人们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正确的观念在思想市场中胜出,于是才有了观念指导下的正确行动。

倘若这种意理在当时没有形成普遍的思潮,即使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企业家也断然不敢投资并将其投入使用。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彼时这种思潮已经占据了上风,但是仍然有许多既得利益者因担心失业而去砸掉了许多先进设备。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种正确的观念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抓住了本质、洞悉了人性、促进了自由、符合文明的发展方向。那么所有的阻遏,都不过是螳臂当车。

而所有的意理,最终还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即使它最初必然会伤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他们的失业,但是其优势却是巨大而广泛的,因此迅速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明白幸福生活的源泉,领悟欲望实现的路径和利益之间的和谐。他们会以行动支持正确的意理,抛弃那些让他们陷入困厄的陈词滥调。

那些暂时失业的人,也很快重新找到了工作,而且由于商人的投资,资本供给增加,他们领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工资收入。投资增加就业,妇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解放,她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了工业生产中,一步步获得了经济和人格独立,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庸。后世所有妇女解放运动,无不得益于意理革命引发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对工商业的观念上的转变,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妇女就会永远被困在家庭的牢笼中,不会取得和男性同等的收入和地位。

“工业革命”后的人口增长、寿命延长、生活改善、就业增加,都是空前的。它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一个自由的意理,会让世界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哪里有什么奇迹,不过是自由的意理、观念的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亘古不变的经济规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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