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形式上终结了皇权, 实际上并未走向共和

2020年10月12日13:37:22辛亥革命形式上终结了皇权, 实际上并未走向共和已关闭评论
辛亥革命形式上终结了皇权, 实际上并未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意义伟大

但留下的遗憾更刻骨铭心

文:王人博  汇编:kuang

1911年10月10日,意料之外的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我们都很熟悉这句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皇权统治”。
 
不过,著名法学家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却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留下的遗憾也同样刻骨铭心。”那么,辛亥革命留下那些遗憾呢?这些遗憾对随后100多年的历史,又有哪些影响呢?
 
丨遗憾一:形式上终结了皇权,实际上并未走向共和
 
“皇帝倒了,辫子割了”,被认为是辛亥革命最大的两个功绩。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指出:虽然皇帝倒了,不过是被抽掉了皇位,换把椅子,换个名目,皇权依然稳固存在。中国可以再也容不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但人们仍可容忍花样翻新的政治强人,比如袁世凯。
 
王老师认为,这既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众心理必然出现的历史选择,其实也是革命党人宪制不成熟的必然结果。
 
革命打倒了一个昏聩的王朝,换来了一个黑暗的民国。中国有了民国的名号,却并无宪制之实。
 
再说剪辫子,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剪辫令”。一束头发的去与留,脱离美学,成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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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辫令”标识了新政的“自由”,但却暗示了另一种“不自由”的存在。这种“强迫自由”的底色,仍然是漠视个人权利的“不自由”。
 
王老师说:“‘去辫’可以明志,但并不必然代表一种新的宪制观念诞生。”
 
可以说,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割了辫子,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民国,也并没有发展起来一种成熟的宪制。是为第一大遗憾。
 
丨遗憾二:打开了民族主义的潘多拉魔盒
 
为了动员起排满(族)的各种力量,革命党人大肆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策略上是必要的,不这样,便不可能吸引包括会党在内的那些不甚懂得也不想懂得民主共和的人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
 
然而,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王人博老师认为:将策略上升到不适当的位置,便会有丢掉革命原则的危险,事实上也会模糊原本就不清晰的革命目标。
 
民族主义成为辛亥革命的一面旗帜,拉拢上层社会,团结中层社会,煽动下层社会。如梁启超所说:“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
 
但是革命党人对“民族”之后的“民权”如何实现,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尤其是下层“会党”,他们更倾向于“占山为王”,而不是共建民国,反而成为共和宪制的极大破坏力量,和社会的动乱因素。
 
所以,整场革命,以“民权”为核心的共和宪制不自觉地就让位于狭隘的民族情绪,并且进一步下沉为会党的民粹让路,革命党人失去了自己的羽翼,让革命陷入混乱,是为第二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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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遗憾三:宪制纲领,却充满矛盾和悖论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双重任务:
 
·走向共和,建立宪制保全民国;
·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现国家富强
 
为此,革命党人进行了两轮宪制改革。
 
第一轮,对总统、议会、行政各部这些构成国家权力的重要机关作了原则性规定并划出了宪制的粗略轮廓。
 
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限权机构——司法机关。
 
这就等于,总统和议会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既可以滥用民意,也可以粗暴地颁布法案。
 
王人博老师说:“共和主义者们拾得了宪制的皮相,却疏漏了宪制的精义。”
第二轮,以内阁制替代总统制,迫使新上任的大总统袁世凯能够支持保全共和国。
 
结果,宪法成了空头支票,权利无法兑现。
 
而且政治上层权责混淆,这轮改制实际上成了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私斗的工具。
 
再加上对地方权力关系的回避,也为后来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后的宪制建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扬起了中国宪制的航帆,但却因为纲领和文件的不成熟,成为了第三大遗憾。
 
丨遗憾四:作为目的的自由和平等,却成了救亡图存的手段
 
自由和平等是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王人博老师指出,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这两个普遍价值为纲,但是他对自由和平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却扭曲了这两个价值的真义。

辛亥革命形式上终结了皇权, 实际上并未走向共和
自由在西方文化中作为一种独立价值首先意味着个体权利的神圣性。个性的尊重、言论与行为选择的权利等则是它的核心。
但王人博老师认为,孙中山的自由等于无政府主义的任性,是国家团结的“离心力”。因此,提倡“国家自由”,限制个人自由,是救亡图存、国家强盛的当务之急。
而对于平等,西方启蒙运动提倡人的天赋平等,平等不产生于“相同”,而是根植于人的理性。
但孙中山认为人的天赋不平等,人天生就有圣、贤、愚、劣之分,因此要实现平等社会,就需要天生的“巧者”愿意为天生的“拙者”服务,鼓励人们忍受政治或经济上的苦难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
孙中山对自由和平等的诠释,不过是用西方的语言外壳去包裹传统中国的理念,当这些价值与中国的国家问题发生矛盾时,他必然会转向国家,而歪曲价值。
王人博老师指出:“在救亡高于一切的近代中国,自由平等这些价值一开始就被当作救亡的手段而被接受,而并非处于中国社会的内在需求”。这就成为了第四大遗憾。
......
以上四大遗憾,汇编自王人博老师《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相关章节。
 
辛亥革命已经走过了109个年头,它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之路上的大事件,塑造了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主题。

但是辛亥革命也给中国的转型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后遗症,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依然停留在辛亥遗憾的延长线上。
 
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全新的视角来回顾和反思这件型塑中国的大事。

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只是这本书中一个章节,王人博老师通过历史的“真问题”,重新串联1840年以来的诸多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

阅读这本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如本书出版人范新老师说:本书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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