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从来是天赋而非人赋的

2020年10月9日12:53:45权利从来是天赋而非人赋的已关闭评论

权利从来是天赋而非人赋的

文:禅心云起 | 编辑:瑞秋的春天

权利(rights)指人对自身以及在符合一定规范的前提下对身外之物的拥有及处置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凭自我的自由意志就天然拥有自我的身体;只要他遵守规范,也就是先占无主之物、接受他人自愿赠予或转让,他就拥有由此获得的某项财产。此外,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身体和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只要不损及他人的权利。对权利的损害必须受到符合比例原则的惩罚。如果始终遵循规范所包含的少数几个抽象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围绕物资资源的冲突和纷争就会降至最低甚至于无。

 

也就是说,权利背后,实际上是普遍适用于人人的规范或俗话所说的“天理”。只要一个社会的具体规则,包括法律、制度和习俗等,符合这一规范,就能维护人与人利益的先定和谐,从而在稀缺性无所不在的局限条件下,从一开始就能保证人际间冲突的非必然性和最小程度,最终带来物质财富取得和生产的最大化。这一普遍规范是从人的本质(human nature)和规范本身的目的(先定和谐)自然演绎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权利是“自然的”或“天赋的”(nature)。

 

权利寓含着正当性。即使你对你人身和财产的权利,受到了违背你意愿的在先侵犯,也不意味着“权利”就不存在了——侵犯是错误的,而你寻求恢复财产原状或取得赔偿的行动是正当的,无论你采取自力救济还是他力救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会因为暴力侵犯而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

 

关于权利的这整个思想,其实是在说,即使得不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尊重和维护,你遵照某种普遍规范采取行动的正当性也是不容抹煞的。权利并非源于社会其他成员的赋予,也不能被其剥夺,遭到剥夺的是你行使权利的能力。

 

人们容易将Rights(权利)和entitlements(资格)相混淆,后者也经常被不准确地译为“权利”,也有人称之为“人赋权利”。资格是被社会其他成员授予的特殊利益、地位或特权。社会其他成员可能是社会中直接拥有权势的少数人,也可能是代表舆论和选票的大多数人。但不管是谁,最终都要能够影响或操纵国家机器,通过强制力达到授予这种资格的目的。

 

资格具有非普遍性、特殊性和例外性,恰好处于具有普遍性的权利的对立面——它往往意味着强制部分人来向另一部分人转移资源,或者在某一领域制造唯有部分人才能进入的垄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资格被授予的越多,人际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必然越多。

 

从上世纪以来,人们最常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用资格来把权利的内涵替换掉,从而导致了大量的伪权利。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这种错误权利观的支配下,“权利”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

 

历史影响最深远的“权利”制造机,可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4年向国会作年度致辞时提到的“第二权利法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经济真理已被公认为不言自明。可以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第二项权利法案,根据该法案,我们可以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安全和财产的新基础,无论其地位、种族或信仰如何。”这些权利具体包括:

 

在国家的工业、商店、农场、矿山中获得有益并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

赚取足够收入以便负担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娱乐的权利;

每个农民都有种植和出售自己的产品,以获得回报,使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

每个商人无论大小都有在摆脱国内外不公平竞争和寡头支配的自由氛围下进行交易的权利;

每个家庭都获得体面住房的权利;

享有适当医疗保健以及实现和享有良好健康机会的权利;

得到充分保护以免于年老、疾病、事故、失业等经济恐惧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以此为转折点,“美国梦”发生了变质。

 

直到20世纪初,大部分美国人都还相信:只要拥有了自由,就可以依靠个人责任和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就是说,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工作、衣食、教育、住房、医疗和防范各种意外的商业保险……他们服膺美国史上最伟大总统之一克利夫兰的名言:“人民应该支持政府,而政府不该支持人民”。《独立宣言》虽然提到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并没有保证一个人必定能够获得幸福。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没人能够保证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

 

而在罗斯福新政之后,我们听到的权利不再是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听到的是妇女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权利、同性恋者的权利、老人的权利、儿童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有时甚至是动物的权利。这些权利往往和一定程度的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资源联系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有权”拥有以上利益。他们经常会提出各种主张,相信只有通过政府行动才能实现他们的这些“权利”。因此,他们向政府请愿,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或得到其他好处。

 

进入21世纪,我们听到更多荒谬可笑的“权利”:黑人获得白人赔偿的权利、非裔优先录取的权利、跨性别者如厕的权利……有的“权利”甚至和人无关,比如某种野生乌龟的生存权;大部分“权利”则彼此互相冲突,比如农场主维持高价的“权利”和穷人获得廉价食品的“权利”。

 

原初的权利与新权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原初的权利大体只有两种,一是自我所有权,一是对和平(包括合意)取得之物的财产权。原初权利逻辑一致、边界明确、彼此协调,已被人类至少实践了上千年,并被高度浓缩成像“摩西十诫”这样的训诫或格言,一目了然,易懂易记,人们很容易明白自己的行为边界。

 

而今天的人们谈到“权利”时,其项目已有成百上千种之多,而且还在不断“博弈”、“演化”、“推陈出新”,人们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行为的边界,要么动辄惹上许多麻烦的官司,要么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更可怕是,许多激进知识分子把传统的权利观当成保守的老古董彻底抛弃。比如,国内某位“娱乐界经济学者”薛兆丰强调权利是人赋的、是博弈(也就是人与人斗)的结果:“隐私权、污染权、征地权、申请破产权、专利权、同性结婚权……都不是那部天启秘籍里写好的,也不是谁生而知之的,而是通过人际冲突和妥协形成的。”

 

薛兆丰这种“权利人赋”、“权利博弈”的乌托邦式哲学,重表面、轻逻辑,和“黑命贵”、“安提法”背后的“白左”思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完全是一回事,也是今天各种荒谬的伪权利泛滥到不可思议,致使原初的、真正的权利走向死亡的重要思想根源。

 

在最好的设想中,政府是为了维护原初的、传统的,也就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的权利而存在的。而薛兆丰那种不谙世事、不顾现实、无限斗争、无限演化的权利观,给政府扩大权力范围制造了最好最新的借口。

 

保护权利与有限政府的观念是相容的。而授予资格需要一个不断扩张、越来越喜好插手干预的政府。政府授予的资格或伪权利越多,为了兑现承诺,就越需要扩大权力的范围,增加对所有人行为的干预。

 

于是,政府通过一个个大的、新的计划,借着有如潮水般泛滥且数量无限增多的“权利”,将干预之手不断伸向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这总是通过强迫:参与这些计划的决定权并没有留给个人——个人根据相关法令必须参与政府的计划,这意味着他被迫放弃了自由的某些重要方面。此外,随着规模的扩大,政府为了管理其计划,攫取个人行动的成果,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并履行其保障资格的承诺,就导致了对个人自由越来越多的干涉。

 

通过干涉行动,政府就消耗掉了个人的资本和活力。个人必须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样多的个人利益。这就转化为对生产的抑制。当生产越少时,可供攫取和分配的成果也就越少。很快,在生产成果不敷分配时,政府就不能再信守承诺了。

 

结论:

 

❶ 权利从来是天赋而非人赋的。需要他人赋予的权利其实不是权利而是资格。权利和资格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区别。虽然现代政府的各项政策已使两者模糊到了无法区分的地步,但一个想要保住自由的社会必须重新认识到这种区别。人们必须知道哪些主张是真权利、应该得到承认,哪些主张是伪权利,应该遭到拒绝。

 

❷ 在最好的假设中,本着善意的政府官员起初的确认为自己在协助人们履行权利。但即便如此,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面临着越来越多授予资格而资源不敷分配的压力。然后,面对不断扩张的官僚主义、日益减少的机会、日渐衰落的繁荣和普遍的不安,他们最终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给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的授予资格机制正在把许多国家的经济带入深不见底的黑洞,并带来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我们能否通过恢复权利和资格之间的区别,重新定义政府的目的是保护前者,而不是保障后者,从而扭转这一进程。

多一人学习经济学,繁荣就多一分保障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7册)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埔弈
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