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意识的消失

2020年9月29日20:26:28批判意识的消失已关闭评论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socialist宣称,资本主义是堕落的,它与人的尊严不相容,它削弱了人的智力,毒化了人们的道德品质。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人必须把自己的同胞视为竞争对手。于是,人们仁爱友善的内在天性,变成了以别人为代价、渴望个人成功的充满仇恨的无情欲望。社会主义将恢复美好的人性,相濡以沫,情同手足,将成为未来人的典型特征。当务之急是消灭罪恶的渊薮——竞争。

然而,竞争是不可能消灭的。既然总是存在着人们更为看重的位置,人们就会为此而你争我夺,竭力让对手出局。至于我们把这种争夺称为对抗还是竞争,这无关紧要。必须用某种方式决定,一个人是否应当获得他想得到的职位。问题仅仅在于应当存在哪种类型的竞争。

资本主义的多样化竞争是通过在市场上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商品而胜过他人。官僚体制的多样化竞争是当权者“宫廷”内部的阴谋诡计。

在所有专制统治的宫廷里,都有大量阿谀逢迎和奴颜婢膝。然而至少总是有一些人,敢于向暴君讲明真相。我们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政客和作家争先恐后地向主权者、即“平民百姓”谄媚。今天的一些人对“领袖”及其支持者(即群众)的赞美,让路易十四的廷臣也自叹弗如。我们的同代人,似乎已经彻底丧失了常识和自省的能力。

批判意识的消失

在苏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个叫阿夫廷科的作家,用下面这样的语言赞美斯大林:“数百年之后,未来的几代communist,将把我们视为所有时代曾经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最幸福的亡灵,因为我们亲眼见过天才的领袖斯大林、圣人斯大林、面带和蔼的微笑、平易至极的斯大林。当我遇到斯大林时,纵然隔着一段距离,我也会因为他的力量、他的磁力、他的伟大而颤抖。我要唱,我要喊,我要发出幸福而激动的嗥叫。”升迁依赖主子的官僚,在赞美主子时可以缺少诗意,奴颜婢膝却是不可缺少的。

在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钻石庆典上,一位统计学家向这位皇帝歌功颂德说,在他登基60年后,这个国家已经有了数千英里铁路,而在他登基时铁路寥寥无几。公众(很可能是皇帝本人)对这种今非昔比一笑了之。但是,苏联政府在巴黎和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大肆吹嘘说,沙皇俄国根本没有拖拉机,而在25年后它已经仿制出了美国人的这项发明,此时并没有人嘲笑它。

从来没有人认为,玛丽·特雷萨及其孙子弗朗西斯的家长式专制,可以用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和舒伯特写下的不朽音乐为其正名。但是,一个很可能用不了几年就被人忘却的当代俄国作曲家的交响曲,却被说成是苏维埃集权主义优越性的明证。

问题在于,官僚控制体制和经济自由体制哪一个更有效率,这个问题只能用经济推理来回答。法国政府的烟草垄断企业制造的雪茄,质量之差尚不至于让法国人戒烟,仅仅说出这个事实,并不能算是为政府经营产业提供了证明。希腊政府的垄断企业生产的雪茄让吸烟者开心,也与此无关。希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农民种植的烟草味道香醇,并不是希腊官僚的功劳。

每个德国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铁路、电报和电话,都必须由政府经营,这是事物的本质使然。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人们没有警察局及时颁发并予以认可的身份证也照样能够过日子,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在过去30年形成的境况下,欧洲大陆的公民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身份证件的附属品。在许多国家,出门散步时不带这些证件是危险之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人们不能随便在任何地方过夜,他必须立刻向当地警察局报告自己的过夜地点和地址的变动。

在这种统治中,未必不能产生某种好处。当然,在对抗犯罪和告发犯罪方面,它没有多大用处。在逃的杀人犯会毫不犹豫地违反要求报告地址变动的法律。官僚们在维护自己的体制时很会耸人听闻。他们问公众,一个被遗弃的穷孩子,怎么能找回自己丧尽天良的父母呢?他们只字不提,一个聪明的侦探就能找到他们。再说,存在着一些恶棍固然是事实,然而岂能以此作为限制绝大多数好人的自由的充分理由?

追求利润的企业要靠公众自愿掏钱。消费者不上门,它就无法生存。官僚却是用强制手段让他们“自愿掏钱”。有许多人光顾官府衙门,并不能证明它在满足这人们的迫切需要,这不过是证明了它在干涉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事情。

批判意识的消失,是维护我们文明的大敌。它使江湖骗子更容易愚弄人民。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受过教育的阶层比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更容易受骗。极权主义最热情的支持者,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目不识丁的壮汉。知识分子目光敏锐,却从来不足以让他们看到自己信条中的明显矛盾。墨索里尼的同一篇演讲中,既赞美意大利人是最古老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又歌颂他们是最青春的文明民族,这丝毫无损于法西斯主义的流行。黑头发的希特勒,肥胖的戈林和跛足的戈培尔,被赞美为高大修长、金发碧眼、威武过人的雅利安种族的光辉代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在乎这种胡说。在俄罗斯人以外有千百万人相信,苏联的政体是民主政体,甚至比美国更民主,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批判精神的消失,使得有人可以对人民说,在一个控制一切的体制下,他们将更加自由。对于一个有用的东西全归国家所有、政府是唯一雇主的体制,人们居然把它想象成一片自由的乐土。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乌托邦式的全能政府,也有可能追求一些他们全然反对的目标。他们总是默默地假设,独裁者会正确地做那些他们想让他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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