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

2020年9月29日20:19:10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已关闭评论

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

文|漫天霾

当地时间9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48岁的艾米·科尼·巴雷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不久前离世的金斯伯格。

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地位崇高,如无特殊原因终身任职,是决定美国政治和社会走向的关键人物。因此,驴象两党在提名和任命大法官问题上向来毫不相让。在遴选大法官时也慎之又慎,将与自己党派政治倾向一致且“久经考验”的法官送入最高法院,也被视为总统和所属党派最重要的政绩和政治遗产之一。(请参阅:提升女性地位的是市场 而不是金斯伯格

但是,总统和所在党派也往往会看走眼。大法官虽号称政治中立,但身处美国社会,尤其是在“进步主义”的浪潮冲击下,也无法独善其身;权力的逻辑在最高法院大法官身上依然适用,通过“法官造法”的形式推动社会进步,是许多大法官永不破灭的梦想。难怪艾森豪威尔总统哀叹道,他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厄尔·沃伦送上了首席大法官的宝座。

本次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是持保守倾向的法官。她在持枪权、宗教自由、反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等方面观点鲜明。保守派法官在反堕胎、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等议题上,也并非如字面意思那样单纯反对,而是蕴含着克制主义的司法哲学。首先,这类事务不应由司法机构来处理,这相当于篡夺了立法机构的权力;其次,不应由占多数的几位大法官来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一锤定音地终结民主讨论;最后,政府不应为公民个人的价值取向提供某种保障,例如,如果将堕胎费用纳入医保报销,那就是偏离了中立原则,是一种实质性的鼓励。

巴雷特不但是保守派法官,而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反堕胎是她的坚定立场。但是她并未否定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确立的“堕胎合法化”的司法先例,只是从上述角度反对政府变相支持堕胎。

保守派法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他们主张小政府,反对“法官造法”自负地充当社会工程师。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崛起,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与宗教和国家主义紧密结合,弘扬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观念,试图从法律角度规范和引导民众,过清教徒式的道德高尚的生活,这一点,在他们对待移民、主张军事强国、禁毒和反对大麻合法化等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工程师思维,值得美国民众警惕。

巴雷特履历丰富,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担任过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斯卡利亚在美国享有崇高威望,是“伟大的异议者”、“坚定的司法原旨主义者”和“文本主义者”,坚决反对自由派大法官的“能动主义”司法哲学。他同时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作为巴雷特的“导师”,对其司法理念影响颇深。

我将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著作《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进行了缩编改写,读者可从中了解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之间在司法哲学上的分野。他的判词和著作思想深邃,妙语连珠,思辨严谨,充满真知灼见,是研究美国司法制度的必选读物。


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

联邦法院如何解释法律

安东宁·斯卡利亚

在联邦最高法院和其它法院的司法意见中,我经常看到的表述是:法官解释制定法的目的是揭示“立法机关的意图”。这种原则在形式上可以追溯到布莱克斯通。不幸的是,它与被普遍接受的制定法解释规则并不一致。为什么我们探求的目标是立法机关的意图而不是其表述的内容呢?在选择制定法用语方面,立法机构或许会词不达意,为什么不用立法时的辩论来澄清呢?

我们并不能真正寻找到主观的立法意图。我们寻找的是一种被“客观化”的意图,即一个理性人通篇考虑法律文本与法典的其他部分后而从该法律文本中推断出的意图。

采取这种客观化意图的原因是:由立法者的本意而非立法机构公布的法律决定立法意图这一做法,完全与民主的政府不相容,甚至与公正的政府不相容。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比尼禄皇帝的诡计还要糟糕:将法规高高地张贴在柱子上,以至于它们不能被轻易阅读到。通过法律意图的内容而非法律表述的内容决定法律的含义同样是暴政。是法律,而非立法者的意图在控制社会。

这就是马萨诸塞宪法所表述的著名的美国理念的核心: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人的意图可以随心所欲,但能够约束我们的,只有他们制定的法律。

如果人们接受司法解释的目标是判断立法机关的意图这一原则,实践中的威胁是:在追求未表达出的立法意图的幌子下甚至是自我欺骗之下,普通法法官实际上将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期望,将他们创制法律的倾向从普通法延伸到制定法领域。把法院的目的贴上“未经表达的立法意图”的标签会让所有事情都顺理成章。

所以,我赞同霍姆斯大法官的观点:“当律师们谈到立法者的意图时,我非常直率地说我不在乎他们的意图,我只想知道法律文本本身的含义”。我赞成的法律解释方法是:只有读者清楚地发现法律中存在着表达错误(而非立法机关的意图存在错误)时,法院才可以自行进行解释。

上述解释哲学被称为“文义解释”。它被某些人认为是生硬、缺乏思想和呆板的,不需要做深入思考。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遵守规则的文义解释者,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制定法的目的,也不意味着在法律的社会适应性方面无所作为。文义解释者信奉的信条是:法官无权探寻法律中过于宽泛的立法目的,更无权创制新的法律。

不应当将文义解释和所谓的“严格解释”相混淆。法律文本既不应做严格解释,也不应做宽泛解释,而应做合理解释,包含其所应当包含的含义。

二者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四年前(指1993年)最高法院审理的“史密斯诉美国案”予以说明。该案件涉及的法律中包含了延长监禁期限的条款,即“被告人在从事毒品走私或者与毒品走私有关的活动中使用了枪支”。此案中,被告企图购买一定数量的可卡因,交换的对价是一把未装子弹的枪,而且被告已经将枪支向毒贩展示过。令人遗憾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坚持认为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应该被加重处罚,理由是被告人“在从事毒品犯罪或者与毒品犯罪有关的活动中使用了枪支”。投票的结果差距也很大(6:3)。

我作为一个严格的文义解释者,无疑将投反对票。对“使用枪支”这一用语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以枪支通常被使用的方式使用枪支,也就是说作为武器使用枪支。正如我的反对意见中说:当你问一个人,你用不用手杖?你并不是在问一个人是否将他祖父的古董手杖作为装饰品摆在走廊里!

一个好的文义解释者不仅不是一个过于拘泥于文字的解释者,也不是一个极端怀疑论者。法律用语一般都具有相对固定的含义,超出这些含义进行解释一般是不允许的。

尽管宪法是民主的产物,我们却必须在形式上像普通法一样对待它。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

比较自然的假设是,文本不会改变这一规则可以牢固地运用于宪法。如果法院因为民主程序的约束而无法修改制定法,因为这种修改是由立法机构进行的,那么,法院就更不应该去修正一部宪法,尤其是当他们的修改很难被弥补的时候。更不能说宪法本身自然隐含着变化。相反,它的全部存在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变化,以这种方式植入某种权利以便未来世代无法将此权利剥夺。

一个通过了《权利法案》的社会应该怀疑“标准在不断变化”是否总是“标志着进步”,也应该怀疑社会是否总是变得更加“成熟”,而不是更加腐朽。无论宪法的文本还是制宪者的意图都不可能得出结论说,宪法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将改变的权力从立法机构转交给法院。

“活的宪法”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他们主张宪法必须具有“灵活性”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问题在于,“宪法发展论”者并非寻求推动社会发展,而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记录也反驳了“活的宪法”总是带来个人权利这种主张。

最明显的是现代联邦最高法院限制对财产进行宪法保护,例如禁止政府限制合同中的义务这一规则已经遭到破坏。我确信“我们人民”会认同这种发展,因为我们不如制宪者那么重视财产权。因此,我们也不如制宪者那么重视拥有武器的权利。这表明了,当制宪者们担心下一代可能会取消他们认为的必不可少的自由,并且希望以宪法和《权利法案》来保障那些自由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我曾经提出观点认为,美国人民可能会接受宪法限制公民自由的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宪法发展论者在决定宪法如何发展方面遵循了人民的意愿。他们并没有那么严格地遵循。

宪法发展理论最突出的缺陷,除了它违背了宪法发展的本质外,是在指导原则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并且根本没有机会达成一致。只要讨论的问题超出了宪法是否静止不变的范畴,发展论者就可以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像对各种真、善、美的不同理解那样。这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发展论完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宪法理论。

万物皆流变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宪法解释原则。法官必须思考的是,发展何时发生以及会朝什么方向进行?

我并不认为原旨主义者总能达成一致,但是原旨主义者至少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文本的原始含义。它通常很容易识别并可以简单应用。有时在考虑原始含义方面会存在不一致;有时在原始含义如何运用于新的和不可预见的现象方面会存在不一致。例如宪法第一修正案如何保证“言论自由”运用于新的技术领域问题。在此类新领域中,联邦最高法院必须遵循第一修正案投射的轨迹,也就是说,决定修正案到底要规定什么。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没有固定程式,需要进行主观判断。

但是,与宪法发展理论的不确定性相比,在决定原始含义并将其运用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则显得微不足道。与那些朝令夕改的宪法发展论者相比,原旨主义者至少知道:“对质条款”就是要求面对面!尽管死刑的使用问题在宪法中有明确表述,然而按照宪法发展理论,死刑就可能变得违宪,而且是由每位大法官自己决定。至少有三位大法官都是这样认为的。

人们乐于让九位大法官来解释宪法。但是,如果人们逐渐相信宪法与其他法律文本不一样,这将意味着,宪法不再具有它所表达的或者在常规理解下的含义,而是根据“演进中的合理得体的标准”所应该具有的含义。那么,人们对宪法解释者的要求将不再是公平、合理以及拥有专业的法律人素养。更具体来说,他们将寻找在演进标准方面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法官,以及在宪法应该怎样方面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法官。

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甚至是我们已经到达的地方。美国人民转而相信“发展的宪法”,一个含义视其时代之应有含义而定的变动的文本。与这种变动相关的是,在遴选联邦法官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情况,即根据法官们关于一系列宪法发展的观点进行遴选与任命。

如果法院可以再次自由地改写宪法,他们一定会将宪法改成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样子,法官遴选和任命程序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将是《权利法案》的末日,因为其含义将恰恰取决于它原本预期用来对抗的主体:多数人!

我们试图使宪法在任何时代都无所不能的企图会导致宪法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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