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2020年9月24日13:19:15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已关闭评论

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作    者:刘北成

来    源:韦伯研究(ID:MaxWeber186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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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对于150年后的中国读者来说,托克维尔的解释不仅具有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价值,而且它对我们关于法国大革命乃至各种革命的“常识”构成一种挑战,因此值得我们重视。本文仅仅讨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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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就指出,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解释是对当时保守派与民主派的大革命史观的反拨。
保守派诅咒法国大革命,把法国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显灵。德·梅斯特尔说:“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伯克说:“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民主派则在大革命身上发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例如,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年)的导言中对大革命的解释就是:“什么是大革命?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 托克维尔注意到,保守派和民主派立场截然对立,但是二者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的思维逻辑却是相似的,即法国大革命在事实上是历史的断裂,在价值上是善恶的颠倒。
针对这两种二元对立的神话式解释,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 …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当然,托克维尔对保守派解释和民主派解释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明确地引用保守派的言论作为批驳的靶子,但是他用大革命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来安抚保守派。他在价值判断上更接近民主派,肯定大革命的民主成果:平等、民主等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大革命最基本的功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但是,他用从大革命中产生出更专制的“民主专制制度” 来消解民主派的神话:“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
托克维尔的大革命史观是有所秉承的。那就是梯也尔、基佐等为代表的奥尔良派自由主义史学传统。首先是既捍卫又批评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立场。基佐的父亲死于大革命的断头台。但是,基佐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唯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换言之,“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来批判检讨大革命。托克维尔有着与基佐相似的身世:他的父母曾被捕入狱,幸亏热月政变,才死里逃生。但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中就肯定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强调了在民主的基础上并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保障自由。其次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连续性和必然性的观念。梯也尔、基佐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基佐指出:“从社会和我国各阶级关系的角度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其他阶级起初被它所改变,而后被超越,最终则被融化吸收了。”托克维尔也断然表示:“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不过,托克维尔对于奥尔良派史学也有所偏离。他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但他不是用自己的研究来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再者,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必然性并不简单地蕴含于某种新生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与旧制度的矛盾之中,仅仅用这种阶级斗争观念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到处都在酝酿、到处产生威胁的革命,为什么在法国而不在其它国家爆发?” 如果说奥尔良派自由主义史学阐发了革命起因的某种根本性因素,那么托克维尔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进行了一种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揭示了与民主派的革命神话迥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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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但是无论在民主派眼中还是在奥尔良派自由主义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托克维尔从这里突破,从而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力压迫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力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基本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力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再次,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最后,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有的评论认为,托克维尔不是把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是把中央集权制看做是导致大革命的主要原因,这颠倒了主次关系。其实,托克维尔对经济基础的研究是开创性的。索布尔指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和封建问题,也许更加重视所有权问题,这种好奇心在他那个时候是新颖的。” 而且,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的分析,远比割裂地排列经济和政治情况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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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和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以滥用权力的方式实施改革,其结果,不但激化了矛盾,甚至对民众以同样的方式举行革命产生导向和推动的作用。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 …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路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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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概述,我们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中发现了一个历史吊诡现象,即“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在某些情况下,革命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正关联关系。托克维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盖然性命题。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是围绕着阐释这种吊诡现象或者说围绕着论证这个命题而展开的。

托克维尔的解释十分丰富精彩,其范围涉及了经济、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其中包含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不仅对于西方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后来其他超出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他的某些结论得到进一步阐释或修改。《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的序言(张芝联)和导言(J. P.迈耶)对此有所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维尔对历史吊诡现象的揭示,即他所建立的研究命题,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格外受到重视。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全球激荡的时期。动乱、革命与政治稳定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些现代化研究者发现,托克维尔命题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动乱、政变乃至革命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因为经济发展引起社会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挫折感变得强烈等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总结有关研究成果后提出一个更普遍的命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孳生着动乱。”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德·古尔更推而广之地提出“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人们为什么造反”。他认为,由价值期望与价值实现能力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乃是人们造反的心理原因,等等。当然,对于他们的结论也有种种异议。但是,托克维尔命题及上述学者的研究毕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不同的思路。

 

本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总第1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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