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贫穷、衰老、边缘?

2020年9月20日13:41:58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贫穷、衰老、边缘?已关闭评论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贫穷、衰老、边缘?

《三峡好人》

 

无可否认,今天我们所享受的高效便捷的生活,建立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之上。因信息技术的介入,无论是讯息还是商品,一切触手可及,也同时造成一种“身边即世界”的观感。

 

我们很自如地沉湎于这种极度讲求效率与技术理性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行为举止和思维模式的一并改写。

 

相信现在的你,早已适应无处不需的“健康码”,在进入任何公共场所之前自觉出示,配合这种技术带来的高效防疫手段。

 

之前“李想主义”专栏文章《你做好一直使用“健康码”的准备了吗?》就已讨论过关于健康码的问题,诚然,数字式的自动化行政已不可逆转,但我们做好“以人的方式不断敲打系统”了吗?

 

就在上周末,哈尔滨一位老人因没有健康码被公交拒载,又因迟迟不肯下车被斥责“为老不尊”。在民警赶来后的询问过程可以看出,老人对健康码一无所知,甚至没有手机。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贫穷、衰老、边缘?

 

这并不是一个个例,早在8月初,一位大连老人同样因不会使用健康码在地铁口与工作人员产生纠纷,也引发广泛争议。

 

视频中,工作人员一度要求老人出示健康码后才可上车,而老人则情绪激动地回应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从来没有人给过自己这种东西。两人不停来回反复同样的对话,争执最终以地铁内警察赶来调停告终。

 

在这两次事件中,有人认同工作人员的行为,认为他们拦住老人是维护疫情期间安全和秩序、尽职尽责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老人不知道如何使用健康码应该被给予更多理解,不应该被迫承担所有社会苛责。

 

然而在针对个体的争议背后,人们似乎忘记了对问题的本质一探究竟:不管是防疫政策本身,还是掀起舆论风波的有关“公民责任”、“社会秩序”等概念的探讨,其根本前提都是一个看似普世,却实际上具有分化效应的科技体系。

 

面对不断加速前进的生活,面对日益抬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一些人正在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作为身处主流社会的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当下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在个人层面做出救赎?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贫穷、衰老、边缘?
01.
科技掀起的巨浪并不是平等的
 
科技与社会的交互早已成了当今社会老生常谈的话题。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那个要订阅报纸杂志以获取资讯、靠纸质地图导航认路、揣着钱包结账的生活,似乎离如今的现代人非常遥远了,尽管在十多年前这一切还很寻常。取而代之的,是扫码点单、二维码结账等贯穿我们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新常态。
 
迭代过程循序渐进,技术的制造和传播者们依然在创造更加舒畅的体验,让人们也更加兴高采烈地接纳这种便捷的日常,选择性忽视背后可能造成的异化。久而久之,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模式也被日渐改写,对日常生活中科技的介入一概照单全收。
 
然而,科技的巨浪所掀起的波澜并不是平等的。
 
当主流社会已经稳步进入数字化时代时,却有许多在这波潮流中没有跟上脚步,继而在线上世界完全被遗落和忽视的边缘群体,比如不会使用健康码的老人们,比如根本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比如月收入千元以下、仍在生存线附近挣扎的人们。
 
由于缺乏接触到纷繁复杂的线上世界的基本渠道,他们根本无法表达和发声,竟然变成了现代信息社会里活生生的隐形人。
 
而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时代的主流社会变得愈发倚赖网络来获取资讯, “身边即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大众心中默认的世界观。
 
可以说,近年来科技的兴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结构化了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和边缘,同时显化了两者的有机对立。
 
而健康码的普及使两者的对峙更加显著。一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背后,实际上却是科技发展、政策推行和社会道德的紧密勾结,以及变得愈发被动失语的边缘群体。
 
大多数人觉得在手机上申报健康码小菜一碟,只不过是在手机日常使用之上“多做一步”;根据各级政府在网上出示的具体办理方法,操作起来似乎就和办理淘宝账号一样并非难事。如此创新科技提供的捷径比往常专门去社区办公室的办理程序方便太多,完美地满足了繁忙的现代人省时省事的需求。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顺水推舟: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政策,健康码被视作一种具有行政效益的居民身份证明,理论上来讲具备必然的普世性和无差别性。讽刺的是,它的推行却建立在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之上——恰恰相反,这是个根本上通过资本力量高度分化中心和边缘人群的现代通讯系统。
 
更加重要的是,由推行健康码而演化出来的一系列看似普世的社会道德观,比如“防控意识” 、“公民责任”、和地铁内工作人员“维护秩序”的工作职责,也都紧紧地挂钩在这套不平等的科技体系之上,只为能够在智能手机上获取健康码的中心人群而服务。
 
可想而知,如同大连地铁中的老人那样没有智能手机、本就在科技导向的主流语境里被迫隐形的边缘群体,则在健康码这个“科技至上”的政策中被更加理所应当地忘却和噤声。
 
“没有智能手机就买一个啊”,“不懂怎么用可以学啊”,“不会的话就应该问”等等类似的苛责,往往容易再把矛头指向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当中心和边缘在主流语境下不可避免地交互时,来自主流的声音全然忽视了这些科技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的身份背景,傲慢地拍板是他们“做得不对”,“不遵守规章制度”又“蛮横无理”。
 
表面上看和支付宝二维码大同小异的健康码,实际却和前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体谅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扫码支付的老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尚未剔除用真实货币交易的习惯,为什么却对他们不会使用健康码如此难以容忍?
 
我们应该意识到:诸如健康码等基于科技至上的政策中,并非人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对大部分人而言轻轻松松的“多做一步”,却造成了那些看不见的少数迫不得已的“少做一步”。
科技发展与政策推行的紧密贴合并不是势在必得、理所应当的——当人人为健康码对疫情防控的贡献拍手叫好时,也不要忘了有多少看不见的人不仅未能赶上这波“创新科技”的浪潮,还被迫沦为社会舆论和从属主流的道德警察们的众矢之的。
02.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利好似乎成为了我们不假思索地拥抱信息时代的理由。它为社会的发展挑明了清晰的指向性:我们见证着网络的速度越来越快,选择的可能越来越多,办事的效率越来越高,于是我们匆忙下了定论:创新科技的涌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然而,这种物质层面的指向性也逐渐蔓延到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中。
 
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就是有力的证据: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P. Lakoff就指出,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人们的话语里充斥着大量的隐喻性概念,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运作。
 
举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来说, “这都不会你太out了”、“跟不上时代潮流”、“被时代抛下了”等等一系列用于自嘲或是警醒他人的日常用语都在不经意间假设或强化我们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感知—— “out”展现了中心和边缘的划分,而“抛下”、“跟上”等词都推崇了要紧跟时代发展的价值导向。
 
诸如此类的大量隐喻填充并主导着我们的话语系统,从而在不知不绝中显化了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主流价值观。
 
于是,创新科技带来的便利从一种优势和特权,在大众语境中,逐渐被转化为一种常态和必须,也就继而导致了主流对边缘人群日渐缺失的包容。
 
而驻扎在信息化架构内的资本市场的运作则为此更加添柴加薪:譬如电视电影、文艺作品和综艺节目等大量文化产业也都开始转向于服务主流群体,鲜少突显边缘人群的声音。文化生产的走向开始向逐利的资本体系靠拢,逐渐显现出“金钱崇拜症”的倾向。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就认为,“物质文化成为一种凌驾于个体文化之上的优质力量”,因此货币文化加重了现代文化的危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也在其著作《巨变》中影射了市场在社会和文化活动中的嵌入甚至主导。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我们开始对边缘人群在线上世界中的日益缺席变得习以为常,甚至不再看到去了解、倾听他们的必要,也下意识地将他们遗忘在考虑范畴之外。
 
高呼女性平权的时候,我们光顾着探讨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寻找平衡的困扰,却忽略了可能身处更极端性别歧视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反思读书和职业选择时,我们激烈辩驳城市人在“钱途”和前途之间的抉择,却忘记了在一些偏远农村,教育甚至还是稀缺资源。
 
更甚的是,我们对自己建立在特权之上的认知盲目自信,对从未真正了解的少数想当然地自说自话。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贫穷、衰老、边缘?

《大佛普拉斯》

前段时间新华社的报道中透露,当今中国社会有6亿人的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然而立马有人断定数据有假,认为“正常社会里教育成长的人,真的不致于一个月收入1000块”,肯定是“统计有水分”。
这些声音揭露了一个可悲的现实——边缘人群失去了在主流社会发声的渠道,而主流社会失去了对边缘人群的好奇心和同理心。
 
尤其当我们所有的信息渠道,都建立在被资本或者其他力量严格控制且不平等的信息技术之上时,边缘的声音越来越难被听见;而中心的自大,更是屏蔽了任何不符合自己认知的声音,最终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鸿沟被不断加深。
 
如果继续做妄自尊大的井底之蛙,我们将最终沦为在这个科技和市场导向的社会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卫道士。
 
03.
“边缘人”,从家庭到社会
 
如果我们的观点仅仅停留在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分化之上,未免将事情过于简化,更显得教条主义。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更微观的视角,将看似在宏观层面彼此对立的社会主流和少数、中心和边缘解构为自己和身边人,将自己置身其中,从而更好地理解事件始终。
 
从传统的纸质通行证到线上的健康码,看似仅仅是科技层面的突破,实则背后更是时代背景下个体观念的迁移。
虽然新技术的到来总是伴随着对既有个人习惯和认知的巨大冲击,但其在不同年龄阶层产生的作用力却极为不均:本就成长在快速发展的年轻一代往往更愿意也能更快上手新技术,继而享受其便利;而那些见证着人们跨入信息时代的年老一代却可能会对应接不暇、快速更迭的科技产品感到无所适从。
适应新科技必然要求老人们打破建立在传统之上的认知和更为熟悉自在的生活习惯,而对生活状态已经相对固化的他们来说,实在并非易事。用“不懂得跟上时代的步伐活该被淘汰”嫌恶他们的“落后”,不免是一种过分的苛责。
 
有趣的是,家庭纽带和亲密关系却是信息社会能够突破代际壁垒的重要一环。正是在家庭生活中长辈与晚辈的日常交流,甚至争论和口角中,新的事物和社会观点被传递、讨论、抗衡或接受。
比如,近年来许多年长一代也都陆续用上了微信,也许并不是图它科技的先进,而纯粹为了适应通讯技术革新之下家庭联络方式的更迭。
 
由于微信普及后,人们通过固话和移动手机打电话回家的惯例逐渐被微信语音和视频取代,因此带着能多和子女联络的希望,老人们也就相应接受了微信在他们生活中的渗透。
 
与此同时,信息时代对人群的分化也在家庭活动中首先显现,家庭成为了冲撞和对峙发生的最初地点。
 
大连地铁事件中工作人员与老人的争执似乎也能日常家庭生活中找到可比拟的片段。相信这样的生活场景大部分人都不陌生:长辈们抱怨科技发展的太快,依然固执己见地走传统途径解决问题;年轻一代也会觉得长辈过于守旧、跟不上时代,对他们保守而低效的处事方法感到不满。
 
由此可见,大连地铁事件中我们所探讨的中心和边缘的对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层面上早已初具雏形,代际之间的交互和摩擦便是其主要导火索。
 
在既有的社会大框架下引入家庭的概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由紧密联结的个体组成,彼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在线上信息社会里缺席的边缘人并不只是新闻里的数据点,他们是我们的身边人,是我们社会的缩影,甚至可能是未来的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对待身边对科技应用不知所措的长辈,很可能就决定了我们将如何对待社会中失语的边缘群体,而这往往又决定了当我们年老、或失去话语权变成边缘人的时候,彼时的主流社会将如何对待我们。
 
老人因不知健康码而陷入困境早已不是个例,我们也不仅仅是看客而已,毕竟我们也终将老去,我们也可能要面对失去话语权的那一天。
 
身处这样一个日益喧嚣又高度撕裂的社会,彼此都着急放声大喊,却又听不见或者不肯去听彼此到底在喊些什么,理解、感受、共情,这些原本是让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反倒成了一种稀缺的资源。
在科技光鲜的包裹中,逐渐失去共情能力的现代人,或许是时候开始重拾自己去倾听、去眼观以及去理解未曾谋面的人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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