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2020年9月19日15:02:04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已关闭评论

黄灯,大学教师,青年作家

全文6000余字,读完约需12分钟


我感慨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我最近一次给学生上公共课,是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给金融系2015级的学生上《大学语文》,一共四个班:1515113、1515114、1515116、1515117,共202名学生。

金融系在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非常高,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超过重点线四十分才有机会录进来。对外省尤其是偏远省份,诸如云南,有些学生分数都可以上云南大学,但因为想离开父母,向往远方和沿海地区,于是便选择了广州,来到了我们学校的金融系。还有一些竞争压力大的内陆省份,诸如河南,分数在当地都可以上郑州大学的学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来到了我们学校。

结合多次给金融系学生上课的经验,我发现,即使对广东F学院这样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而言,因为地处一线城市广州,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达的经济条件,还是能极大地保证金融系的优质生源。2016年11月,在同一周的课堂上,我随机统计了4个班来自重点中学的学生数量,202名,除了缺课的13人,竟然有161名来自各地的重点中学。2018年毕业季,我统计过2014级中文1416012班的生源情况,25个接受访问的学生中,有16人明确告知来自当地的重点中学,8名来自地区一级的城市中学,只有1名来自县城的非重点中学,中文班重点中学的比例尚且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断金融系的情况。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

期末考试,作为一次无可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成为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为我透视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整体而言,三道题都有人选,但选择“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两道题的学生要多一些,这或许和他们作为受教主体所拥有的直观体验有关。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他们坦率承认,面对电子产品,诸如智能手机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因为失去高中老师的管制,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机,事实上已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

农村的学生,尽管也难以摆脱大的环境,也受制于网络、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制约,但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皆来自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 

胡晓纯作为家里的大姐,五个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父母对她的最大期待是,毕业以后赶快就业,帮助家里供弟弟的学业。她的梦想是当教师,或者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但来自家庭的重担让她犹豫:“如果我再继续深造,必然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困惑,对是否读研的困惑,一直成为我近半学期来的思考,只是始终没有合适的答案告诉我该怎么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将她留给爷爷奶奶。尽管她理解父母的选择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尽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两天,那都已经很满足了”。但多年留守岁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学,只要有机会表达,都能让人感知到岁月并未抚平她的伤痕。

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 纪录片《出路》。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处境不同,她类似正宏笔下那个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实上,对丹丹而言,她最感庆幸的事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州,对于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对异乡长大的城中村,却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着天然的亲切。她不会说潮州话,也不会说故乡的饶平话,她从小到大的母语,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话,她喜欢自小居住的广州城,也早已将自己当作广州人。她清晰记得父母干过的每一个工作:去工地、开服装店、当电工、当地铁保洁员。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坚定的信念,是通过城市的打拼,供得起两个孩子念书;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州人。她在借读的情况下,以高分考上大学,让父母倍感骄傲,但直到上大学,她才明白现实的尴尬,对一直隐匿的真相产生困惑,“我想全身心地融入广州这个大城市,发现还有一定困难;想融入家乡,也很困难。我这只随父母飞来广州的候鸟却一时无处停留了”。

再看“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意料之中,“中国教育”在学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应试”维度,让我惊讶的是,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但有相同的感受。

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可以说,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以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我们读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为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或许是人生中赌得最大的一次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不划算的赌博”。方雪怡这样勾勒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以高考作为划分线,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从小学,要上重点;初中,要进实验班;高中,奥数班。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否则,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 纪录片《出路》。

但对农村学生而言,从试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确实,对他们而言,哪怕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上大学,他们发自内心珍惜高考的机遇,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了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吴淑英表达得更直接,“我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陈文婷坦诚,“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但当她进入大学的课堂,洞悉现实的真相,她更多的是庆幸,“我曾经痛恨过中国教育,认为是它夺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乐时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让我感慨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洪添利在期末试卷中讲到了一个女生的情况,“她家庭十分困难,父母下岗,家中人口也多,一直作为班级领头羊的她在一次模拟考的挫折中,选择从教学楼三楼跳下。被送去医院后,发现她身上有很多被刀片割裂的皮肤。她醒来后,在家人和老师询问下,才知道她一直以来承受着如此之大的压力,要通过痛感来消去那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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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出路》。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他们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应是大学生活的常态。从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日渐增多的暗处身影,成为我视野中无法回避的一群。

在我的大学期间,有一个插曲,尽管微不足道,却让我印象深刻,并成为我从教以后,丈量大学氛围变化的标尺。1992年下半年,大学开学不久,给我们上英语课的符老师深得学生喜欢,我一时兴起,竟然想捉弄一下她,趁下课期间,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放在符老师的讲台上,以至娇小玲珑的老师吓得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站起来,承认错误并如实相告,以喜欢老师没忍住捉弄一下为由,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不过变成了二十年后,同学们取笑我的一个笑料。作为大众化、市场化高等教育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当初的课堂没有师生评教,老师和学生不会维权,更没有教学事故,课堂纯粹是师生间以传达知识为载体的情感交汇场所,学校更不会将小小的事件上纲上线,学生一次偶尔的出格,不会遭受来自校方的任何惩罚。“假蛇事件”后,符老师没有让我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一切像没有发生过,而我们依然习惯娇小玲珑的她,坐在课桌上,晃动她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腿,用清脆的声音和我们强调过去完成时。

但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仅仅因为难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他们早已没有我大学时代的莽撞和懵懂,他们连捉弄一下老师的兴趣和心思都消失殆尽,这恰恰是我对时代变化最为直接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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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初三》。

尽管现在回忆起来,因为自己的幼稚,惊吓过英语老师,但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敢放肆,恰恰来自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当时的闲散和放松心态。尽管就读的是一所地方院校,但我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当然,更不知“买房”为何(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但现在,坐在我台下的学生,是一群通过更为严苛的应试,经过无数次的分数、排名、竞争,以及为了增强竞争力,无数次地接受补习班的孩子。进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还来不及排解中学时代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从记事起,无形的、细密的重荷就负载在他们身上,早已将他们裁剪得规规整整,难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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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为什么贫穷》。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

以前,我总认为现在的孩子娇气、不能吃苦,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发现他们不仅能吃苦(高中学生的睡眠很少超过八小时),也能接受竞争,更不害怕应试。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昏,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虎牌清凉油给我,我望着已接近瓶底的东西感觉奇怪,这种记忆中只有八十岁的外公头疼脑热时才使用的物品,竟成为我台下学生的标配。一个男生看出了我的迟疑,立即补充,“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虎牌清凉油走过来的”

让我痛心的是,学生付出那么多,到了大学,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下面是他们在试卷中对自己状态的描述:

“不明不白地进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着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识。”

“脑子里,仅仅只有一个想法,考出好成绩。”

“只有对学习的厌恶和对生活枯燥的无奈。”

“讲起高考,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会想起那成堆试卷与书的高三。”

“把高考当作生活唯一目标,把考试名次当作成功与否的标准。”

“只在乎能做多少分而不在乎学了什么。”

“学生们像一个个产品整齐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所讲的流水线上。”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后’身上,‘催熟’机制的成长方式表现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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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出路》。

一次集中的试卷批阅,我第一次感受到学生大汗淋漓、牢骚满腹地和我说着心里话。他们仿佛忘记了,笔下的文字来自他们一次无可逃避的期末考卷,而我像一个判官,面对孩子们的倾诉,竟然哑口无言。期末开考,意味着我已不再拥有机会,和他们在课堂上讨论这些问题。

我想起小小的潘洁敏,幼稚单纯的脸庞,却有着对社会秘密的洞悉,“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管你平时多么懒散碌碌无为,只要你爸强硬,还是职位一路直上。不管你干了什么错事,你爸帮你搞定。不管你想要什么,你爸都可以帮你拿到送到你手上。要是你没有后台,那你就作好拼搏个十几年的准备再说”。

我还想起课堂上沉默不语的黄庆伟,在《我悲哀地看着这个时代》中,他给出了如下断语,“乌云已经酝酿着危机,雷鸣电闪而人们视而不见,暴雨将至,没人能幸免于难”。

我希冀这是课堂上,他们掩饰的叛逆,在纸上的翻滚,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终于在考卷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次普通的期末考试,不过如一面一晃而过的镜子。

*本文节选自《我的二本学生》,经授权摘编;

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作者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我的二本学生》相当于她的教学札记,这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是黄灯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书中最真切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访谈个体向读者倾吐着他们对于高考的回望、对于城市生活的生疏、对于毕业的迷茫以及就业的慌张。在这些倾诉中,你将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他们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畅、与故园乡土的亲疏;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认识、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他们对于考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还有他们对自己人生还有父母、乃至国家责任的担当与跋涉。

这每一个被当事人讲述出来的故事,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烟尘、脚步还有凝视。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二本学生,而是八五后、九零后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所有人。他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并没有将他们彼此区分很开,反而,成为他们共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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