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2020年9月19日13:46:19羽戈:一遇专制,俱为奴才已关闭评论
羽戈: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梁启超《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西人物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现身,不过删繁就简,改头换面。话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出洋考察政治,途径日本,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羽戈: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台词,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并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站得住脚,以雄才与大略而论,李鸿章胜在雄才,伊藤博文胜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长——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已经证成了“立宪必胜,专制必败”的时代公理。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可惜后面的诠释,不尽属实,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这显然在抹黑大清,当时各省出钱出兵,不在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后腿,故此,李鸿章不是一人与一国战,而是一人与两国战。甲午战争还怎么打呢,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应了梁启超的话:“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立宪与专制之战,说立宪必胜,也许武断;然而若论胜率,当以前者为大,高居十之八九(据李宇晖对民主的量化研究,1992年,西方学者曾整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史,统计发现,民主国家胜率高达80%)。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过于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

张学良口述历史之时,曾引国民党大佬王新衡的妙语:“王新衡说过,蒋介石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把奴才当人才用。所以,蒋经国有东西留下来,蒋介石甚么都没有。”蒋介石的人才观,可比专制,蒋经国的人才观,可比立宪,前者在禁锢人才,后者在解放人才,前者把人才关进笼子里,后者把人才从笼子里放出来。这一消一长,一损一益,决定了专制与立宪之战,胜利的天平,将向哪一方倾斜。

具体说来,专制对人才的摧残,可用三句古语概括,一如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这可视之为规训;二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彀者,圈套、罗网,这可视之为过滤——经过这两道关卡,被纳入体制(入彀)的人才,几乎都成了奴才,至少得表现为奴才;对于遗留在体制之外的人才,则需第三步:魏国大臣公叔痤临终,劝魏惠王重用当时还叫公孙鞅的商鞅,告诫道:“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史记》)换言之,当一些人才不愿为体制所用,则当杀之而后快,这可视之为压制或灭绝。

走完这三步棋,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还剩下什么人才呢,体制内的人才尽成奴才,体制外的人才尽成尘埃。须知专制政治是依附性最强的制度,神似奴隶制,专制对人才的选拔,实质则是逆淘汰,最终晋级、手握重权的那些人,不仅缺乏才略,而且缺乏骨头,为了博取专制者的青睐和信任,他们献祭了自己的独立性。对他们的仕途而言,忠诚比什么都重要,所谓忠诚,换一个说法,叫奴性。

奴才能带来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不会带来什么,或者说,它将阻止什么。与此相对,自由能带来独立与理性,带来创造力,带来勇气,带来尊严。一支由奴才组成的军队,绝不可能战胜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军队;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绝不可能超越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国家。

还得说回大清。因为奴才之于大清,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略读清史,应会发现,官员在皇帝面前,有些自称奴才,有些自称臣。看起来前者的地位不如后者,实际情况,则如鲁迅《隔膜》所云:“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要言之,自称奴才,是满族人、蒙古人与汉军旗人的专利,那些汉官,往往欲称奴才而不得,尽管他们同样是奴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社会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一些人坐稳了奴才、另一些人挤破头皮去做奴才的历史。

201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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