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开放崛起,毁灭重建

2020年9月19日09:21:42马国川:开放崛起,毁灭重建已关闭评论

根据同人读书会直播内容摘录整理。

张松:今天很高兴请到马国川先生做客同人读书会,和我们一起聊聊日本,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似乎很熟悉,但对于日本的崛起与毁灭,以及从废墟中重新涅槃,这段历史背后的启示意义,相信也是我们大多数学友乐于讨论的话题。

日本一度以中国为师。曾经在文化、制度、甚至军事等领域向当时的唐王朝靠拢;此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世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推动了西方国家人文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崛起,宗教、政治制度的改革为工业化铺平了道路,人类文明的中心开始逐渐偏向了西方世界。与此同时,固守自给自足的东方农业文明却走向了下坡路。“黑船”的到来致使日本由被动转向主动西化,全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政治体系,重塑国家架构。仅用短短30年时间成为了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亚洲之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原本有望为人类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日本被快速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在民众山呼万岁的余音里启动了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机器,殊不知,这台战争机器将以燃烧人类生命和日本国运为燃料,向着自我毁灭一路狂奔。战后的日本,几乎一片废墟,却奇迹般地放下了对美国占领者的仇恨,借助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20多年,成功缔造了重造国家的奇迹。这位曾经的学生,摇身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改革路上的导师,令人唏嘘感叹。

关于这段历史背后的根源问题,一会马老师会与我们详谈,在这之前我有个问题首先请教马老师,您作为《财经》的高级研究员,按常理,应该以经济方向为主,是什么原因使您对历史,特别对日本历史做了如此多的国家层次上思考和论述?

马国川:首先感谢张松先生和友朋会的邀请。我们今天选的日子很特别,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75年前的今天,长达8年的抗战胜利了。

我以前多次去日本,但基本是短期停留,4年前有幸前往日本的庆应大学做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有名的两个私立大学,并称“早庆”。我记得特别清楚,初到庆应大学的那天傍晚,我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图书馆门口有个雕像——庆应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我们都知道,日元最大面额一万元纸币上的头像就是这位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一生不入官场,以从事教育、启蒙民智为终身使命,虽然维新政府曾多次邀请入阁,他都没有答应。

那天晚上“邂逅”福泽谕吉,给我的震撼很大,也引起我的思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上的头像都是政治家,比如英国女王、美国华盛顿等等,日本为什么却把福泽谕吉的头像放在货币上?当为了深入了解福泽谕吉,我看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一些人,写了一篇叙述福泽谕吉生平的长文《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文章刊登后,反响较大,读者朋友们给我很大的鼓励,于是就开始阅读和挖掘明治维新的故事。我不是历史学者,而是秉持一个记者的好奇,去了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可能对日本“黑船”开国、明治维新都有所耳闻,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当事人是如何面对时代巨变的,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而我所做的,就是以一个记者身份对这段历史进行访问。

马国川:开放崛起,毁灭重建

须要前瞻性的政治家,更需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

张松:在您的书上,看到中国和日本的一个大不同,比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谋求发展,或者更直接的说,大学老师往往会放弃学术和教育事业,走向政治领域,而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学者们,志向就是办学堂,做一位教育家,福泽谕吉是这样,您书中很多的日本知识分子都是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无疑是成功的,而中国的清末维新却未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这背后的原因是否与中日之间的体制不同有关?虽然日本在当时是幕府统治,但其实处于割据状态,我认为有些类似欧洲的中世纪,而中国从秦始,一直以来是大一统的专制体系,是不是相较于大一统的国家体系,类似封建制的松散架构更容易改革成功?

马国川:首先回答您提的第一个问题。福泽谕吉曾经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作为一个知识人,就和卖鞋的、种菜的人是一样的,我只是做自己分内的工作,我的价值也在这里。日本人有很浓厚的分工意识,并不是都想通过仕途实现自己的抱负。比如,福泽谕吉作为知识人,只想通过社会启蒙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而中国则不同,从历史上看,由于科举制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把仕途作为实现报负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乃至于今天,改变个人命运的最主要方式仍然是参加考试,跻身精英阶层。

从唐代开始,日本大范围学习中国,但却有几项核心的制度没有学,科举制是其中之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各个阶层处于隔离的社会状态,国家管理者主要是“士”阶层,农、工、商各有其责,于是不同阶层的人各遂其志。明治维新实行“四民平等”,打破阶层界限,但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仍然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方式去实现个人抱负,而且他们也确实做的很不错。反观中国,晚清时期知识分子仍然死守科举一条路,民国以来,革命家太多,实业家太少,专业知识分子太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如果都挤进政治领域,整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日本在开国以前也是封建制,有300多个藩国,大小不一,最小的藩国面积恐怕只有中国的县乡规模,不过在国家层面上,幕府将军作为最高权力者,行使管理大权。从这方面看,相对于欧洲的封建时代,日本的封建时代相对统一。如果从封建制度层面对中、日维新的成败进行分析,需要做比较深入的探讨,秦晖老师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此类问题,需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研读了解。

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和清末维新的成败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开国方式不一样。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两个东亚国家都是闭关锁国,“岁月静好”。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日本很早就知道了清王朝失败的消息,所以在十多年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一支美国舰队来到江户湾,日本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坐下来与美国人谈判,双方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打开了国门。

清王朝由于战败而开国,所以一直到王朝崩溃,在其精英阶层中都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屈辱意识。他们认为,我们是天朝大国,几千年的文明,原本自给自足,太平盛世,但列强一来,打破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战败后签订的条约都是不平等的,能不履行就不履行,能打折扣就打折扣。可以说,从《南京条约》到后面的一系列条约,清王朝在执行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西方人很注重契约,签订后就得执行,而清王朝对条约屡屡阳奉阴违,致使中外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也是导致后来冲突升级的原因之一。在以往的历史教育中,对中外条约的描述完全是以被殖民、被侵略的屈辱角度进行叙述,也影响了今天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对外认识。可以说,中国至今仍未走出1840年的历史延长线。当我们碰到内忧外患的时候,这种民族屈辱感往往油然而生,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1854年,在“黑船”的影响下,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条约》。当时日本人虽然心理上也不是滋味,但也并非觉得特别屈辱。所以从宏观角度看,在同样遭遇外部刺激后,中日两国的起点完全不同。后来的明治维新曾经进行彻底的“全盘西化”,无论服装、发型、饮食、文化,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黜日本文字,直接采用拉丁文。之所以产生如此激进的做法,是因为日本面对外部挑战,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有个非常经典的理论“路径依赖”:一个国家无论在制度还是技术上,一旦选择一条路径后,往往形成惯性,在这条路径上一直行进下去,只有到了崩溃的时候,才能调整或掉头。借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中国在近代进入现代化大门时选择的路径是大为不同的,也决定了日后中日两国在近代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

“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求知于世界”

张松:清朝末年的改革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获得了成功,这其中的根源是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有着怎样的顶层设计?

马国川:日本对于我而言,福泽谕吉和佩里的历史所产生的震撼是相同的。以我们的价值观来看,佩里是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当年佩里登陆的地方是今天日本的横须贺市,距离东京只有40分钟的火车车程。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横须贺有一座佩里公园,其中立着一座纪念碑,由曾经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自题写碑文,字里行间没有任何贬低或斥责侵略者的意思,而是将佩里的到来视作推动日本进步的力量。佩里公园的一角建有一座纪念馆,二楼上有一座佩里的雕像,形象可以说是英姿飒爽。横须贺当地还有一个风俗,每年的佩里登陆日,当地居民会聚集在登陆地点举行“黑船祭”(黑船节),人们抬着佩里的雕像游行,像英雄一样膜拜。

一个侵略者却被日本人视作英雄,这一点让我瞠目结舌。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日本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我们大相径庭。就黑船事件而言,日本没有完全否定、排斥这段历史,而是肯定了其中的正面意义。比如当年福泽谕吉在晚年回忆录中提到“黑船事件”曾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我认为这反映了日本人对于历史的理性主义态度。

我们回过头来看,首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日两国是否都必须走向现代化?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一定得走向现代化。第二个问题:怎样走向现代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西方人不来,中日两国也能一点点的走向现代化。我个人不赞同这一观点,康有为曾经说过,“设使地球未辟,西夷不来,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就是说,假使没有全球大航海时代,地球各个文明仍旧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我们天朝即使经历一千年,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假如没有外部力量的刺激,中日两国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这样看来,当年来华的传教士以及外国商人的确做了有损中国利益的事,但也做了不少如行医救人、开办学校、救济灾民等好事,也推动了中国的启蒙和开放。当我们不再仅仅以屈辱、愤恨的眼睛看待他们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转型。

接下来我们看日本改革时期的政治情况。日本的政治体制与中国不同,中国政治是权力与权威高度统一,皇帝既有不可冒犯的威仪,也有掌握臣民生死的权力。而日本天皇平时很少出门,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拔去眉毛,牙齿涂黑,俨然一副非常人的神圣面容。对于日本百姓而言,天皇就是高高在上的天神,人间繁杂的琐事,天皇是不会去管的。所以在日本民间也称天皇为“云上人”,天皇几乎不干涉朝政。但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可能对政治有些兴趣,排外情绪比较严重,他是反对与西方签订条约的,但受制于日本当时的体制,天皇更多的被视为宗教意义层面的精神领袖,真正的国家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这就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权威与权力的二元化”。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发生了较长时间的“尊王攘夷运动”,中下阶层的武士试图打击幕府,推动天皇亲政,他们认为幕府制度已经完全腐朽了,不足以带动整个国家进入现代化,实现富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倒幕运动,结束了日本的幕府时代,将过去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推向中央高度集权。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也是大部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立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威,推动现代化改革。当然,现代化进程也分阶段,早期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威,而中后期则需要建立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日本而言,明治维新之前通过倒幕运动,建立了相较封建时代更为高效的国家集权,由精英阶层带领国家向现代化大踏步迈进。

1868年4月,年轻的明治天皇带领着臣下昭告列祖列宗,宣布了五条誓文,我认为这五条誓文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破旧来之习俗”、“求知于世界”彰显了启动改革的坚定信心。日本的“求知于世界”并非随口说说。1871年,日本政府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访问使团——岩仓使团,大批精英前往欧美学习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一切能够为日本所用的先进之处。岩仓使团的层级很高,团长岩仓具视相当于日本宰相,副团长囊括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其中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名列“维新三杰”,伊藤博文后来成为日本首相,一直是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说这次出访是维新政府的集体出国留学也不为过。除此之外,岩仓使团的出访时间更是惊人,长达20个月,这对于政治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离开权力中心这么久,国内很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变局。这方面也足以显示日本维新的决心。使团成员首先到了美国,再从美国前往欧洲。工厂、学校、议会、剧场等等,一个个地方仔仔细细的了解、思考,整天忙得不亦说乎。白天考察,晚上开会讨论,最终得出结论,日本的改革要学习不同的国家,比如教育学习美国,军队制度学习法国,工业化学英国,政治制度学德国。经过20个月的考察学习,最后这些执政精英达成共识,后来形成了明治维新的三大国策:一、文明开化,启蒙整个社会;二、殖业兴产,发展现代工厂,实行工业化;三、富国强兵。也正是这三大国策,明确了日本发展的目标,整个国家经过近30年的奋斗,跻身世界一流国家行列。

张松: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和现代,是如何妥善处置的呢?

马国川:我们可能更多的受到革命观念、斗争意识的影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现代化,不是一种所谓的革命性的突变,而是在传统中逐渐生长出来的。所以,传统和现代化其实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

当初的日本实行“文明开化”,一度进行“全盘西化”,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结构是高度固化的,已经板结。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不能自由流动,如果出身是武士,不可能变成农民,商人也不可能成为武士。前面提到的福泽谕吉,我为什么认为他了不起?是因为他的著作《劝学篇》。后来到了1898年,清朝的张之洞也曾写过《劝学篇》,这两本书的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第一句就说“天不生人上之人,天不生人下之人”。这是一句革命性的话,无论在当时的日本还是中国,都是石破天惊的,挑战了传统社会认知。所以我认为,日本进行文明开化,对传统进行激烈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变革是有进步意义的。

没有和解,改革就没有未来

张松:有一次我去上野公园,看到有西乡隆盛的雕塑,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西乡隆盛是个不折不扣的叛乱者,但是后人也像对待佩里一样,为一个叛乱者立了雕像,这至少在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

马国川:我在《国家的启蒙》里专门写过西乡隆盛的故事。1877年,西乡隆盛被旧萨摩藩士族拥戴,发动反政府叛乱,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也是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中藤本的原型)。此前的1868年,尊王攘夷战争后期,当时有一位幕府的海军将军榎本武扬,带着人跑到北海道成立了“虾夷共和国”,自称总统。对于正统史观而言,这些人都属于叛国者,但是榎本武扬战败后,在新政府甚至当过驻外大使、外交大臣等要职,西乡隆盛死后也被隆重纪念,说明维新政府对于这些叛乱者采取的还是比较宽容的态度,并没有赶尽杀绝,更没有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辱柱上,而是大度地将其中有才能的人吸纳进维新政府。我觉得在这方面显示了明治政府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也正是改革能够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如果对改革中的失意者不能宽容对待的话,意味着将他们推向了改革的对立面。如果改革者不具备宽容精神,那么改革很难有未来。

民族主义膨胀时期的民主运动

张松:刚才咱们聊的其实是《国家的启蒙》中的部分,整个日本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日本从落后的农业国家一步步快速迈向了现代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度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从某种层面看,这也是亚洲的骄傲。但因为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在富强后开始了对外扩张,发动战争。是一步错步步错的阴差阳错,还是日本这个民族的宿命?

马国川:我认为应该从明治维新的晚期谈起。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当时亚洲首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都取得了胜利,成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实现了“明治梦”。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迹象,准确的说,明治晚期的日本与改革初期的日本已经不一样了,最大的不同是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主导国家的发展。比如甲午战争后,日本全国上下狂喜,当时的外务大臣曾写过一篇文章反应当时的情形,文章大意是:日本取得瞩目的成就,欢呼之声,处处可闻,但呼吁改革、消除弊端的声音却从此消失了。从这篇文章里不难看出,日本的民族主义开始膨胀,日本上下充斥着盲目的自信。十年后日俄战争又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更加膨胀,同时也种下了军国主义的种子。

明治天皇缔造了当时的亚洲第一强国,成就了日本的“盛世梦”,但明治晚期的日本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比如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配不公、民众缺乏政治权利,仅有1%的民众有选举权(纳税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参加选举)等等。当然,日本的历史也并不是一条直线式的走向了毁灭,从明治晚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三十年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但也存在反思的声音和改革的努力。历史是多条曲线并进的模式,分析日本帝国为什么最终走向毁灭,需要按照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进入19世纪20年代的大正时代,日本出现了一段史称“大正民主时期”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中,民众对民主的要求成为了社会主流。我们知道,在明治时代包括明治天皇本人以及维新元勋们都是有魅力的强权人物,他们对整个社会实行的是高度控制的高压政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后,民众就会提出自身权利的诉求,主要体现就是普选权,随之就发生了两次护宪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原来的专制政治,打破小圈子内产生执政者的模式,此后便诞生了政党政治——由政党领袖通过选举轮番执政。

也出现了一批民主人士,比如吉野作造提出了“民本主义”,“民本”和“民主”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所有权力归于天皇,所以在当时无法用“民主”二字,但“民本主义”的核心思想,诸如政府的权利要受到制约、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只能为民众谋福利等等,都是与民主概念一致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影响非常大。通过民众斗争和媒体呼吁,终于在1925年颁布了普选法。所以,大正时期的民主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

对外方面,大正时期也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参与国际事务。比如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决定成立“国联”,常任理事国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四国组成。如果排除意识形态来看,这无疑是亚洲的光荣。国联作为当时唯一的国际组织,在调解国际争端上,确实做了很多努力。日本派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就是国联的副秘书长,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处理摩擦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也不能否认,日本也存在非常另一面,比如“一战”以后的扩张主义,对中国的《二十一条》,都表现出强蛮的一面。政治暗杀在大正时代十分常见,光是首相就有三位死于政治暗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日本社会的矛盾。

经济大萧条加速了民族主义

张松:后来的日本,民族主义取代了民主主义成为主流,是不是和经济大萧条有很大关系?

马国川:是的,经济大萧条对当时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几乎超出世人的想象,甚至影响了大萧条后的几十年。今天疫情对整个世界的重塑,从往后的十年、二十年看,其影响应该不亚于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大萧条之后,整个世界开出了三个药方:罗斯福新政,效果直至二战时期才开始见效,甚至当年有美国人移民去了苏联;苏联的计划经济是第二个药方,几个五年计划便实现了工业化,而且还克服了大萧条带来的影响,一度成为各国争相学习的榜样;第三个药方就是日本和德国、意大利选择的法西斯主义。客观说来,当时的人们很难分清究竟哪一个药方是正确的。在大萧条的冲击下,日本面临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农村饥荒频发,出口产业大面积滞销,社会不断积累和激化处。此时军方提出向海外扩张以解决国内危机的方案,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的开始,也是近代日本国运的转折点,从此日本走向了通往毁灭的不归路。

有一个小故事,九·一八事变前夕,一位日本政客与记者朋友在一起聊天,政客问记者:如果发生战争,你觉得老百姓会不会反对啊?这位记者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不会同意,老百姓是最反感战争的。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国民群情振奋,纷纷上街游行庆祝战争胜利,甚至不少饭店中还推出了胜利菜单。老百姓认为,军方为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了巨大的领土,为日本帝国谋取了新的发展空间。他们根本不会认识到,这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最终自己也会被吞噬。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军部逐渐绑架了国家。

对于军国主义的概念,欧洲一位学者阐述的非常准确——一个国家可以拥有一支军队,但是一支军队不能拥有一个国家。一旦军队控制了国家,就意味着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媾和,就成为法西斯主义。1932年发生了“五·一五”事变,几个青年海军军官光天化日之下闯入首相府,当场杀死了七十多岁的犬养义首相,四年以后又发生了“二·二六事变”,近卫师团发动兵变,杀死了包括首相在内的三位高官。这段历史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其中最悲哀的是,发动政变的少壮派军人心中充满着正义信念,不愿意无视种种社会不公。这些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对农民的贫苦和不公遭遇看的非常清楚,力图改变这种社会状态,甚至还提出了“昭和维新”的口号,希望效仿历史上的明治维新,全面改革日本社会。他们的道德正义感和目的是值得肯定的,但采取的过激手段却是完全错误的。也正是这些过激的做法,将日本推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深渊。

张松:我很认同您的这一观点,大到国家事务,小到邻里纠纷,保持冷静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使用暴力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日本从璀璨的“明日之星”到被战争吞噬的牺牲品,也正是印证了这条恒古不变的原则。按常理看,二战结束后,日本整个家底几乎已经全部打光,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就已相当不易,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日本竟然在战后实现了涅槃,关于战后日本重建的思考,在您的即将出版的新书中会有详细阐述,现在可否给我们的观众做个“剧透”?

马国川:阅读日本战后重建的历史,给我的感触也很多。在我看来,从1853年到1945年是日本的第一轮现代化,这是一个喜忧参半,最终以悲剧结尾的故事。从1945年开始,又是一轮新的现代化过程,这其中美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有许多故事,我这里只讲和平宪法。

1947年日本开始实施的《和平宪法》,直至今天,70多年里,一字未易,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和平宪法》的诞生非常有意思。战后,美国要求日本政府制定新宪法,但是日本政府制定的新宪法草案非常保守,美国人非常不满意。最终由美方召集了一群由律师、军人等美国人组成的小组,集中九天时间制定了一部宪法文本。日本人接到这部由外国人,而且是非宪法研究领域专家组成的外国人所制定的新宪法后,简直无法相信,新宪法与以前的日本宪法可谓天壤之别,连天皇的地位都成了象征性的了,实在无法接受。但美国人态度强硬,甚至威胁日本政府,如果不接受新宪法,便将新宪法通过媒体公之于众。对于日本老百姓而言,新宪法的内容是有利的,一旦公布,一定会获得大范围支持。无奈之下,日本政府只能接受这部颠覆性的新宪法。但也正是这部《和平宪法》重构了日本社会,重构了整个政治体系,重新设定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和对外走向,是日本战后实现现代化转型、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根基。历史是个“调皮的孩子”,这部奠定战后日本重建基础的新宪法,却是美国人端着“刺刀”逼着日本人接受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美国在日本战后重建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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