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警惕的是西方的政治学说,教科书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词语”

2020年8月16日08:37:55​“清朝最警惕的是西方的政治学说,教科书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词语”已关闭评论

晚清是一个大变局时期。从政局变动,西学进入时的选择,人心的挣扎,经历着激荡。清末新政,似乎给人一番新气象,可挽末代王朝颓势,与此同时,社会思想风起云涌。

回顾晚清历史,有引用托克维尔在论述法国革命时,提及的“悖论”:“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如何判定“坏政府”?这是不是变成拒绝改革的依托?……

民国乃敌国也,这是清遗民的一种心声,但实际状况是,从清末到民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内容,来自史学家茅海建的随笔集《历史的叙述方式》,原文章篇幅长,分多节从具体历史案例和细节切入,呈现在这的是节选。

🔖 划重点

1.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

2.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3.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 即容纳西学,以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

4.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但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语。

​“清朝最警惕的是西方的政治学说,教科书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词语”

01.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全等人是主动革命。各省咨议局作为清朝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其中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的官员。张謇作为清代的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面相,但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一大批忠义之士。

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人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2.张之洞的思想革命

张之洞(1837—1909)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

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说从日本如潮水般涌入,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 即容纳西学,以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派势力上台,就连“西用”都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光绪 二十六年,1900 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 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03.晚清思想革命的主体

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

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士人,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

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绝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

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

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

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花费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从读者到作者所需的时间迅速加快,许多读者仅需几年或几月甚至几天就很快成为作者,甚至是名作者。

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即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

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 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

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就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是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

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但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语

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 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臣,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也已经在进行。

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已开始变化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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