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复审权的确立

2020年8月8日20:45:13美国司法复审权的确立已关闭评论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北美的法治观念和司法制度大多源自英国。英国的法官本是国王的官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普通法”(或译“习惯法”)。北美各殖民地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普通法,并加以改造来适应本地情况。独立后,美国接受普通法作为司法的基础,但逐渐形成鲜明的美国司法特点,主要是成文宪法、联邦和州的双重司法以及司法复审权。

司法复审权就是法院有权裁决国会的立法或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反宪法而无效。在英国,国会是至高无上的,只服从议员的良心和公众的舆论。在美国,则是最高法院的违宪裁决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国会和总统必须接受并执行。美国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迟早会演变为一个司法问题,最终在法庭上得到解决,因此全国往往会急切地等待着最高法院的一锤定音。就法律对美国社会的支配程度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少见的。

如此重要的司法复审权,在美国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司法权适用的范围,应包括在本宪法、合众国法律、和合众国已订的和将订的条约之下发生的一切涉及普通法及平衡法的案件……”这其中显然隐含着司法复审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权力由隐含变成现实是第三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中实现的。马歇尔由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任命,任期从1801年至1835年,长达三十四年,他在职期间所作一系列重大裁决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18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联邦党的总统亚当斯败给了民主共和党的领袖杰斐逊。在联邦党人看来,杰斐逊党派的掌权对美国将是灾难性的。于是,亚当斯在即将卸任前,匆匆忙忙地将五十九名联邦党人任命为联邦法官,试图在司法上保持影响。马歇尔当时是国务卿,负责办理任命事项,但他还没来得及发完所有的委任状便下任了,将剩下的十七个移交给新上任的国务卿麦迪逊去办。

麦迪逊和新总统杰斐逊对亚当斯的“午夜任命”都感到非常气愤,拒绝履行。于是,马伯里等四名被任命的法官便上告麦迪逊,要求最高法院命令麦迪逊签发委任状,理由是国会的1789年司法令已经赋予最高法院这一权力。

美国司法复审权的确立

接手处理此案的正是已经上任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本人。看来当时美国还没有回避制度,与案情有关的马歇尔必须从另一个立场来处理自己留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如果他命令麦迪逊发委任状,麦迪逊很有可能拒绝他,法院也没有强制他执行的能力。弄得不好,麦迪逊还有可能弹劾他。但如果他不下命令,放任麦迪逊,最高法院的权力就将受到损害。但马歇尔是个法律天才,以他特有的精明写下了全体法官意见一致的裁决意见书。

他首先判定麦迪逊不发委任状是错误的,法院可以命令官员尽职。但是,法院在本案中却无权下此命令,因为国会给予法院这一权力的法律本身是违宪的。该法说,法院可以发布此类命令作为初审司法权,但宪法中规定的最高法院初审司法权中却并不包括此项,而对不包括在内的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权。宪法只能由专门的制宪会议修改制定,国会无权改变宪法,因而1789年司法令中的这部分是违反宪法的,也是无效的。

马歇尔输小赢大,他虽然没有能命令麦迪逊发委任状,却明确和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力,尤其是确定了司法复审权。他强调了解释法律是司法部门专有的职责,强调了任何违宪的法令都属无效,政府的其他部门在这个问题上都必须接受法院的裁决。从此,最高法院树立了自己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权威,通过行使司法复审权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复审权而轰动的案子很多,这里仅举两个与黑人有关的案例,说明最高法院的这种积极干预也是受国家政治和公众态度影响的。一是内战前夕,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案。斯科特曾是密苏里的一名黑奴,他的主人曾将他带到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其他自由土地上生活过。主人死后,斯科特向密苏里法院要求自由,理由是他曾在自由土地上居住。此案涉及两个当时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问题:一是黑人是否是公民?是否有权向联邦法院上诉?二是黑人奴隶在自由领地上的旅居能否使他获得自由?这其中又涉及到还未成为州的美国领地上的奴隶制问题,即南北双方在1820年达成的密苏里妥协的合法性。该妥协接纳密苏里为蓄奴州,并以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划界,北部永远禁止蓄奴。全国翘首以待,等候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以六票对三票通过了首席法官塔尼的裁决。塔尼宣判,第一,斯科特作为一个黑人,不具有合众国公民的权利。第二,密苏里妥协不符合宪法,因为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否定国会有权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就剥夺私人财产。这一裁决完全有利于蓄奴制的南方,北方人对此愤慨不已。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不仅没有因此平息,反而进一步被激化,最终只能诉诸武力解决。

第二个案例也是有关黑人的,但最高法院的立场却完全不同了,那就是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奥列佛·布朗曾试图让女儿林达就读于一所白人学校,因种族原因被拒绝。地方法院驳回布朗上诉的理由是林达就读的黑人学校在质量上与白人学校是一样的,因此维护了“隔离然而平等”的原则。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下,布朗向最高法院上诉。

当时,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刚上任不久。这位由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大法官任职期为1953年至1969年,注定要在当代美国的一段关键时期发挥重要作用。沃伦代表九名大法官的一致意见宣判,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然而平等”的说法是不能容许的,它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条款,因为“仅因种族不同,而使[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相若、学力相当之儿童隔离,势将使其痛感社会地位低贱,而摧折其身心至于无法弥补”。最高法院还要求一年后各地取消种族隔离政策。此裁决对种族隔离严重的南方是一大震动,他们负隅顽抗,但是终究抵挡不住时代进步的潮流。黑人则从中得到鼓舞,从此掀开了美国当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

通过司法复审权,最高法院获得了一种制定政策的实际能力,这是不是会使司法部门权力过大呢?法院确实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称法官为未经选举的立法者,要求改革司法。但从目前看来,还不至于引起恐慌。首先,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总统掌握执法和军权,国会掌握立法权和钱袋,司法原本是三权中最弱的部门,权力的彼此制衡又使之完全不可能凌驾于其他两个部门之上。其次,法官虽然实行终身制以保证其地位独立,但联邦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国会还有权对玩忽职守或犯罪的法官提出弹劾。更重要的是,法官们也要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而美国人从殖民时期起就养成了依法办事的习惯。他们将法视为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正义的手段。他们既相信法的公正,依赖法的保护,又深知法的威严,决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是不会让法官们胡作非为的。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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