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花甲之年后

2020年6月27日18:58:57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花甲之年后已关闭评论

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花甲之年后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腥。从盲随,盲信,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是袁伟时的经历,也是一代人的经历,更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许多人仍在重复的过程,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成人。  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花甲之年后

2010年12月15日,是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80大寿。这位自称“80后”的老少年送给自己的生日寄语是:“笑看尘嚣,该说就说!”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腥。他最初学经济学,而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拓宽领域,发出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生涯是在“文革”后才开始,以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拓宽了整个思想文化史领域;以《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颠覆了传统学界的近现代人物研究。近些年,因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的“冰点事件”,更是把袁伟时推上了风口浪尖,引来出乎意料的轩然大波。

“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袁伟时说。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是袁伟时的经历,也是一代人的经历,更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许多人仍在重复的过程,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成人。

在“80后”的名单上,还有茅于轼、江平、袁隆平、李泽厚、吴敬琏......以及已经离去的吴冠中、朱厚泽,这批知识分子,生于忧患,长于离乱,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进入二十一世纪,白发苍苍却依然立于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前端。那些丰富与跌宕的人生经历已不可复制,他们的精神跨度是从古到今、贯通中西的全息镜像,其思想学术观点得来更是不易,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

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花甲之年后

困惑

我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时,1956年年初,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到英国去访问。那时全国学联是附属在团中央的一个机关,曾经邀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个学生代表到中国访问,对方按照惯例邀请中国两个念经济的学生回访。全国挑选了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宛樵、一个是我到英国回访。访问的过程当中一些旁听的英国学生说,东方脑袋就是行,当时觉得很得意。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机场,在公认最好的吃饭地方,我们吃面包时奶油吃完了问服务员要,但说没有了。回程的时候,在莫斯科红场,看到最大的百货公司门前有很多人排队,干什么呢?排队买皮鞋,从二楼排到大楼外。我们感觉很奇怪,就到百货公司里面去看,货架没有多少货物。

后来到布拉格,是国际学联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盘子端上来,那一口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

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正常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底子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辩护自己的。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刚好有两个美国学生来到那里,学生会就组织我们和他们辩论,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很少。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

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文革”后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亩产800斤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走过去了。

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所在的高明县大楠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说:你认为行?我不吭声,脚跟也不动。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 

觉醒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

胡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图书馆馆员何永钟先生费了很大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先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领会的东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

1980年,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彻底觉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学方法。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来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和一位姓张的女编辑(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

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

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押质。不同观点。

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应该发表;坚决反对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他是主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就这样,文章不能够通过审查。三年后,此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上原文照刊。

鲁迅反专制,但他不知道“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他把苏联作为榜样和理想。

其实真正了解人类理想、现代社会的人是胡适,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人。我是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自由、民主,我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我也认为是对的。

当时他们是从自由民主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像李大钊,他讲社会主义是从民主的角度讲,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在现阶段的表现。

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也有反映出来。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对蚂克丝竹蚁还是肯定的。

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花甲之年后

我真正彻底地醒悟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

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许多流行很多年关于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对林则徐、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和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评论。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退休前出了两部书,退休后有十来本吧。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王星拱、杜亚泉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专章、专节的三十多个人,大体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好些研究这些人的都要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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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

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的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厉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人的思想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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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从“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新文化运动就萌发了。即使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也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文大命”的起源,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

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但三年后才在《哲学杂志》刊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

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在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的《文化与传播》上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

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轩然大波,出乎意料。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已经离休了。我个人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不参与其他事情。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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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感觉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一位编辑打电话来约我写稿。说:今年是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篇重点文章。我就说我的观点没变,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结果我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从题目就知道内容了。

历史真相毕竟摆在那。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与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跟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为什么我要批评做错的事情,正是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家国族民范畴中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处理一些事情就是错的。

比如说为什么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要求谈判,英法联军派出大约40人去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僧格林沁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

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还受了酷刑,一个法国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联军非常愤怒,他们就商量要惩罚清政府,又不致伤害平民百姓,就决定把圆明园和附近的皇家园林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

我批评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的尊严,人类文明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毕竟这些都是人类的普遍性。

文明史观,就是从全人类来解释历史现象,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讲自由,讲法治,讲文明,讲民主的。

从古到今的历史要怎么去解释,对古代历史的判断,我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的。不论渐进也好,还是革命的方式也好,文明进展到哪一步,都该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而且是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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