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在跪与不跪的争执之间,晚清王朝已走向末路

2020年6月25日09:38:16雷颐:在跪与不跪的争执之间,晚清王朝已走向末路已关闭评论

清政府背负着巨大的传统的包袱,最明显的例子如,成立南北洋大臣,把外交权下放于地方,反而认为这是大清维持天朝体制的一种明智的做法;实际上,把外交权下放给地方,使地方做大,使北洋势力最后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之一。而且,清廷把礼仪里跪不跪看作甚至比割地赔款、请外国人当中国外交使团的团长都更重要。清朝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无法正确地面对现代世界。如何正确地面对现代世界,这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文系雷颐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坛上的讲座整理,原题为《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晚清外界观念与体制变迁》。雷颐,著名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刻在网上和大家交流互动,谈一下我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今天晚上的演讲题目是“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晚清外交观念与体制变迁”。我们知道中国近代面临着现代性转型,现代性转型有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首先表现在中国怎么样看待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怎么样从天朝体系慢慢转变到接受了条约体系——这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雷颐:在跪与不跪的争执之间,晚清王朝已走向末路

雷颐

一、天朝体系

什么叫天朝体系?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因为在千百年历史中,很早以前开始,中国周边当时交通所能够涉及的一些国家,确实历史、文化上都不如中国文化那么灿烂、历史那么悠久,逐渐地,到春秋战国时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认为只有华夏文明才是文明,其他的都是边缘,华夏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是从地理上的边缘到文化上的边缘,边缘也称为一种野蛮。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观念中,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真正叫得上文明,其他的都是野蛮;对北边的非华夏文明叫“狄”,南边的叫“蛮”(到现在,在我们的语言中,北方人还有这个残余,把南方人叫做南蛮子),西边的叫做“戎”,东边的叫“夷”,认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的,形成了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就是只能用华夏文明去一点一点地改变或者感染其他非华夏文明。对非华夏文明,有的也称呼他们为“番”。直到现在我们说“生番”“熟番”;从前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这个食人的生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华夏文明。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和对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从文化进而形成一种制度——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是藩属国的宗藩体系,又叫做朝贡体系,还有称之为华夷秩序,就是华夏和狄夷这种体制。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表天来执行在人间的统治,所以中国是宗主国,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形成了这种宗藩关系。至少从汉武帝时代起,是否能够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成为中国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进入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是这个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藩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的时候,这种规章制度已相当精密,最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的贡物,按照指定的线路,也就是贡道,到达中国的京城,住在指定的官邸,按照指定的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的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的统治者继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才有效。比如说,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能叫皇帝,其他的只能叫国王,国王就是表示你只是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天子,你是国王,你不是天子,你没有那种代表天的神圣性。所以,外国的像越南、朝鲜的新国王继位之后,往往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表示他最终得到了认可。藩属国向中国进贡,一年几贡还是几年一贡,走什么路,进贡什么东西,都是有明确规定——规定了朝鲜进贡人参,越南进贡什么象牙、沉香,等等。中国的还贡甚至往往超过藩属国的进贡,中国皇帝表示,我是天朝上国,我是天下共主,表明我的宽宏大量。比如说,向中国进贡比较勤的就是琉球(即后来被日本吞并的冲绳),而中国给琉球的还贡也还得很多;日本萨摩藩在悄悄控制了琉球之后,就把中国还给琉球的东西,从琉球弄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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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

二、条约体系

什么叫条约体系呢?1618-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各个国家几乎都卷进去了,互相打来打去,欧洲各种小邦国打来打去,打了三十年,一片荒芜,形容一下可能是千里无人烟,到处是断垣残壁,各国都打不下去了,就是在清军入关(1644年)四年之后的1648年10月,各国于是签订了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West就是西,“西伐利亚”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的条约体系。根据这个条约,独立的诸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欧洲各国普遍派驻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这是条约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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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签约仪式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国家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这种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带到了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法。所以,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虽然在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还是弱肉强食,强国侵占弱国的事不断,但是至少在原则上,大家都确立了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侵略其他国家,必须要找一个理由了,比如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侵占波兰,也找了一个理由,找了一些犯罪分子把德国边防军的人打死,说是波兰打的,就开始侵略波兰。虽然各个国家在几百年历史中还是弱肉强食,但是这个原则基本确定了,是大家基本承认的。

三、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

随着全球化发展,欧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断对外扩张,也逐渐把向东方的航路打通。中国从明末起,包括清朝,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在广州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岸,允许外贸。外贸过程中,英国商人最多,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尤其以英国为代表,经济、工业非常发达。但是,中国只开广州一个口岸的外贸体系,进口英国的东西很少,进口外国的东西很少,主要是中国大量出口茶叶、陶瓷、丝绸这一类的东西,向英国出口,长期就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英国觉得自己的东西,用机器生产的,又便宜又好,它也知道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地最广、人最多,是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重要的一点是商品输出,而长期以来对华贸易出现一边倒,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逆差,所以在1793年,英国就派了一个使臣叫马戛尔尼,率领着一个庞大的船队,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中国,从英国出发,大概是七艘船,非常大的船,里面装满了礼品。

马戛尔尼使团首先到了广州,广州海关的官员当然非常高兴,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中国是天下之中,中国是天下共主,其他国家都是我们的藩属国,所以广州海关的官员就给那个船上贴了一个长长的帆,把英国人叫做“英吉利贡使”。马戛尔尼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是来给你送礼的,不是进贡的,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但是在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里,觉得这就是藩属国: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个藩属国主动向天朝来输诚纳贡,主动组织狄夷来接受华夏文明。“向化”就是说来感染,要改变,学习华夏文明,主动要成为中国的藩属国。马戛尔尼之后就到了北京,他从天津那边上岸,到了北京之后,就由理藩院(中国从前没有外交观念,因为其他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而外交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所以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外交,只有理藩院和礼部,这些管理藩属的机构来处理那些藩属国的事情)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在固定的地方,就是现在北京通州那个地方——所有的藩属,无论是琉球的还是哪儿的,来进贡,都要住在通州,这是专门给藩属国进贡的使臣住的地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是这样。最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马戛尔尼来祝寿,有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这封信希望双方互通有无,平等通商,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达成协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藩院的官员跟马戛尔尼介绍见皇帝要有什么样的礼仪——所有的贡使,所有藩属国来进贡的贡使,见到皇帝,都要双膝下跪,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天下共主。别的方面马戛尔尼都可以妥协,就是下跪一事,他不同意妥协,他说不能下跪。双方围绕这个事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达不成协议。在马戛尔尼来华刚开始的时候,乾隆皇帝很高兴,听说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个国家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对大臣说要好好接待,后来知道了他不愿意下跪,就认为他不愿意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下令让他们离开中国,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并且乾隆皇帝还以上对下,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敕书,就是说: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

马戛尔尼带了很多礼品,有最先进的武器,因为跟今天主题无关,我就不多讲了。我说一个礼品,是德国造的一个金属的地球仪,上满发条以后它就会转——马戛尔尼是想告诉中国,谁也不在地球的中心,地球是个圆的;还有一个复杂的天体运行仪,是一个模型。他把这些送给了中国。但是中国人的知识观念中,这个毫无用处,大概觉得挺好玩——一个圆球一样的东西,上满发条以后就能慢慢转;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的开始。马戛尔尼想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谁也不在地球的中心,中国也不在地球的中心,但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雷颐:在跪与不跪的争执之间,晚清王朝已走向末路

马戛尔尼访华

所以马戛尔尼使华没有成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愿意下跪。1816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以后,英国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德来到了中国,也是向嘉庆皇帝送礼、祝寿,甚至还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还是认为,这是英国又想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再一次来表示对中国的仰慕,对华夏的仰慕。双方还是因为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也不同意下跪,嘉庆皇帝最后也是大怒,颁布一个御旨,也是给英国的,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要求英国使臣必须回国。他也像乾隆皇帝一样,给英国国王发了敕谕,敕谕写道,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来到我们京城,“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是你们不下跪,我们不稀罕你们的东西,因为太远,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以后也不用来了,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中国认为,我是天朝上国,你是我的藩属国,见到我的皇帝,就得给我下跪。这时候是1816年,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二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看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这种华夏中心论的观念。一个新世界马上要用暴力敲开大门了,而清廷对这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状况不得不一点一点地改变,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后,必须得跟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列强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是清政府仍然认为,我还是天朝上国;这时候依然认为西方的列强包括英、法、美都是狄夷,不屑于甚至不想和它们有外交关系。不过,这时候清廷也没法拒绝了,开了五口通商,别人有领事馆,有大量西方商人来了,清廷怎么办?又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人负责,碰到一些事情,朝廷总是要随时挑选某个大臣来办理这个事情。这时候办理这件事情,商量这些涉外事务的地点,往往就是通商的五口,比如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地方来处理对外交往——五口通商就是在上海、广州、福州等,南方开了五个口岸。“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这时候就开始不得不与外国人打交道。

刚才我讲过,碰到这种和英国、法国、美国打交道的事情,总是临时任命某个大臣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中国传统上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就是理藩院,管理藩属的,而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你的理藩院跟我打交道——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你让理藩院来跟我打交道,是对我的国家的侮辱;我和你是平等的国家,事实上我还把你打败了。所以他们坚决不同意理藩院来和他们打交道。清政府发现,总会有大大小小的对外事件,总是临时任命一个大臣来处理,还是有些不太恰当,用理藩院,列强也不接受,所以清政府在1844年,因为五口通商,干脆设置了一个五口通商大臣,由这个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对外交涉事务。这等于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当时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都是对外交往最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是由两广总督兼任;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中心往上海转移,上海的外国人、外国活动远远超过广州,从1859年起就改为由江苏巡抚或者两江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两年之后,这个五口通商大臣演变成南洋大臣。这个职务很重要,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又和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除了长江以南原来开放的五口,又增加到十几个口岸,长江以北开设了牛庄、登州(牛庄、登州后来改名为营口和烟台)对外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加上天津作为口岸。这样北方就有了三个对外交往的口岸。

清政府本来在南方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目的就是把对外交涉局限于地方上的行为,不让外国人进北京,以符合中国传统礼制——中国传统礼制下,只有外国藩属国来进贡的,没有所谓的外交使节驻中国,否则不就成了中外平等吗?中国就不是天朝上国了。设立南洋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演变成南洋大臣——最开始就是说“我还是以我的地方官和你们打交道,我还是天朝上国”,并且还表明了,清政府认为和西方列强的交涉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要不了多久可能把你们又打回去、赶走,所以,清廷拒不建立统一、常设的外交机构。但是同时,不用理藩院处理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就表明清廷也承认这种关系不是传统的宗藩关系,但是又要让列强只能和清廷的地方官来打交道,以证明清廷还是天朝上国。在这种转型期,碰到了很多矛盾,两种体系碰撞。北方开了三个口岸之后,于是又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不久之后发现,三口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在天津教案中会有些矛盾,干脆也学五口通商一样,就把三口通商大臣改为北洋大臣;这样,南边的叫南洋大臣,北边的就叫北洋大臣,来处理对外关系。也就是说,长江以南由南洋大臣处理,长江以北开的这三口岸,由北洋大臣来处理。这样,清政府还是满足于自己的虚幻——“无论英法美,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

刚才讲了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就规定由直隶总督来兼任,李鸿章是第一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由于设在天津,所以北洋大臣事实上就参加了和更多国家的外交活动,许多外交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首都北京,因为清政府是极力不让那些国家的代表和外交人员到北京来。所以,大量谈判都是由北洋大臣来谈——最开始就是李鸿章来谈。清政府甚至规定:有什么事情,列强就先到天津跟北洋大臣谈判,他能解决的就解决,他不能解决的,由他打奏折,你们再到北京,再跟朝廷来谈。大家想想,这样的话,北洋大臣事实上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了。北洋为什么会有那么大权力,包括后来有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北洋”势力是这样来的。地方官掌握了外交权,那他的权力会是巨大的。打个比方,如果中国又回到闭关锁国状况,我们规定,所有外国人要到中国来,只能先到河北,比如到石家庄,跟河北省委书记谈,他能解决的就解决了,他解决不了的,外国人再需要到北京来。那么,这个河北省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所以,北洋大臣的权力是极大的,这点清政府完全没有想到。直隶总督或者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既是总督又处理外交事务,总督又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就南北洋的分量而言,后来北洋越来越重要,最开始由于南方处理对外事务多,是南洋重于北洋,后来是北洋大臣远远超过南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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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也就是说,最终北洋系成为清王朝中央政府难以驾驭的巨大的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对民国政府都有深深的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一个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这也是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清政府在全球化时代或者两种体系碰撞时,在现代化转型中,竟然为了固守自己是天朝上国,想出了自以为很聪明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设外交部,设一个南洋大臣、一个北洋大臣,由地方官和外国打交道,和列强打交道,以证明“我仍是天朝上国”。这样,事实上清政府就把重要的外交权交给了地方。我们知道,外交权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比如香港是“一国两制”,但是明确规定地方没有外交权,它的外交权完全在中央。但是,清政府就是为了固守传统的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居然把外交权下放给了地方。过了几十年,袁世凯当了北洋大臣;大家都知道清政府的灭亡、崩溃和袁世凯有很大关系,实际上这个坑是它自己在几十年前挖下来的,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意识不到。这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智商就是这样,如此短视,对国际形势完全不知道,对现代国家观念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它自以为聪明,设计了这种体制,自己给自己挖一个坑。在已经深刻变化的世界,清王朝统治者还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着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那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它最终的命运,不灭亡也困难。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他指定恭亲王奕䜣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谈判。10月下旬的时候,奕䜣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国、俄国交换《天津条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时候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的护送下来到北京,进驻了北京;他们说:按照条约,公使是应该进京,你们不让进京的话,我们武力护送。

1861年的时候,奕䜣还是了解一些国际上的变化,也是应列强要求,他提出来在北京设立一个机构——他上奏,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的事情。咸丰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但京师设立的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咸丰皇帝是有意加上了“通商”两个字,坚持天朝和“狄夷”(外夷)之间只能是来华通商关系,不可能有政治关系。这时候奕䜣知道,中外之间已经不可能只是一种通商关系,于是又坚决上奏,请求去掉“通商”两个字。在奕䜣的坚持下,咸丰皇帝最终同意去掉了“通商”两个字。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相当于外交部的机构,但是又不是外交部,凡是和外国打交道的事情都由这个机构来处理,什么留学生、修铁路、请外国专家,包括政治、军事等跟外国打交道,都由这个机构来处理;并且清廷决定,明确说这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要不了多久,若干年后,还是能够把列强都赶走,再回到中国的传统体制,所以决定这个机构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所有的办事人员、大臣都是兼职,办公的地方找了一个民宅,在东堂胡同。找了这个地方办公,一开始没有按照中国官衙的规格(中国官衙是有固定制式的,尤其大门是有固定制式的),它想这个就是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地方,大门就不像中国正式的官府衙门那么设计。外国人也知道,就说:我们到你这儿打交道,是和你政府打交道,你得正式建一个大门,就是你的官府衙门。后来清政府就按照六部的大门式样修建,修得跟其他六部看起来一样,但是尺寸比传统六部大门的制式稍微小了一点、矮一点,还是表示是外夷到这儿来打交道。

无论如何,总理衙门的成立就标志着天朝体系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向条约体系又慢慢近了一步;包括外国使节能够常驻北京,这个也是打破了天朝体系的惯例,被迫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1876年9月中旬,清政府与英国在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英国一个探险家叫马嘉里,他想探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路,在云南边境那儿被当地土著给打死了,英国要求中国赔偿,签订了《烟台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我们刚才讲过,《北京条约》规定了外国使节可以到北京,中国也应该派使节驻外,但是中国迟迟不愿意派中国的使节到外国去,等于说,这时候这些列强已经在北京有自己的公使馆,但是中国在外面没有。中国拒不派,觉得我派了是丢我的人,违反了天朝体制,就不派。中外交往越来越多,你不派一个驻外使节,会碰到很多麻烦,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在1876年9月《烟台条约》规定了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且说这个大臣道完歉就别回来了,当中国驻英公使,后来就找了郭嵩焘,一个洋务派官员,是湖南人。由于他当了这个,湖南省觉得很丢人,觉得千百年来没有过这么一个丢人的职务,由湖南人来充当了。于是,全体士绅开会,决定开除郭嵩焘的省籍,这也说明,在天朝体系向条约体系过渡的过程中,民间的变化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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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刚才讲过,成立了总理衙门处理对外的很多事务,还有派遣常驻使节等一系列举动,同时北洋大臣也处理对外事务。事实上,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之间有些重叠的权力,并且也没有规定谁有什么样的权力和责任,一直不是很明确,所以外国人办事,有时候不知道是应该找北洋大臣还是应该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从它的规定看,不是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有点类似于一个内阁机构,所以办理外交并不是非常专业。外国就要求,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比如外交部,但是清廷一直不同意成立外交部,因为它本来就想着,成立这个总理衙门就是一个临时机构,直到把列强消灭了,就可以把这个机构拆了。所以清政府一直没有成立外交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外交体制上,它一直在那里含含糊糊。

由于没有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所以处理外交很不专业,并且由于北洋大臣也可以处理重要的外交事务,总理衙门也处理重要的外交事务,所以两者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刚才讲过,1876年,中国派了郭嵩焘当驻英公使之后,还兼驻德公使、驻法公使、驻意大利公使,几乎对几个重要的欧洲国家都由这一个驻英公使兼了。随后发现这样不行,过了一些年,就派了驻法公使等,毕竟派了常驻外交使节,这是外交体制的一个变化。

另外,举个例子,中国和法国为了越南问题产生了种种矛盾,总理衙门在北京和法国驻中国公使谈判,同时李鸿章在天津,作为北洋大臣,很多事情又委托他来谈判,他也和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一些法国外交官谈判。有时候李鸿章提出的方案和总理衙门提出的方案并不一致。法国就觉得,跟总理衙门谈完了,达成了一个差不多的协议,北洋大臣不同意,或者跟北洋大臣谈得差不多了,而总理衙门不同意,或者不知道。这时候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当了驻法公使,他在法国也直接和法国外交部开展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三方在谈,并且互相通气不够,经常产生矛盾。法国人觉得,究竟是在跟谁谈判,跟谁打交道。因为中国海关是由英国人赫德当头儿,最后是赫德介入到这个事情,赫德取得了朝廷的最高信赖,事实上把其他几个渠道都屏蔽了,只有赫德是最权威的,他也是委托了一个外国人叫金登干代表中国跟法国谈判,最后还是以这个渠道谈成了。谈成了之后,最后是在天津签的协议,李鸿章都不知道已经谈成了,都是赫德代表中国跟法国谈,谈完了之后朝廷同意了,才通知李鸿章4月的哪一天来签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和约。

没有统一的外交机构,几个渠道都可以对外谈判,事实上是完全不符合现代外交体制的——外交应该是只有一个渠道。这就说明了,中国或者说清王朝在向条约体系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不愿意成立外交部,还想维持天朝体系,所以就遇到了种种矛盾,给中国也带来了外交上的很大的困难。

四、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

一开始我们就讲到,马戛尔尼见乾隆皇帝不愿意下跪。1816年英国派使臣向嘉庆皇帝祝寿,事实上也是因为不愿意下跪,双方干脆没谈。英国想让中国通商,中国说:我是天朝上国,你向我下跪才表示我是天朝,我是上国,你是我的藩属国。在马戛尔尼和清廷谈判的过程中,冲突很大,比如在马戛尔尼和中国理藩院谈的过程中,马戛尔尼就不愿意下跪,中国理藩院觉得,千百年来,所有人见到中国皇帝都要下跪,问马戛尔尼:你不向我们皇帝下跪,你想用什么礼。马戛尔尼说:我只行我们见英国国王所行之礼。中国的理藩院官员就问:你们见国王行什么礼?马戛尔尼说:我们行屈膝(就像现在美国的单膝下跪),国王把手伸过来,我们拉着国王的手,轻轻地吻手背一下。中国理藩院的官员当时吓坏了,说:你想拉着我们皇帝的手亲嘴?绝不可能。1816年,英国使臣来的时候,又提出来种种,说:我们绝不下跪。第二次鸦片战争,谈判过程中(英国的巴夏礼是谈判代表,和中国派的大臣在通州那里谈判),巴夏礼就提出来:我们要派公使驻北京,并且要向皇帝递交国书。递交国书行什么礼呢?就提出来:我们行国际上通行的鞠躬礼。中方觉得,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后来咸丰皇帝命令僧格林沁把巴夏礼一行39个人,包括一个《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全部给抓了,后来放了十几个人,另外十几个已经被折磨死了。

清王朝在被打败了之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仍然认为:你见我的皇帝,你的公使见我的皇帝,下跪不下跪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咸丰皇帝逃到热河之后,不久就病故了,由他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继位,两宫太后听政,这时候外国公使已经进北京了,清廷就说,这个皇帝没有亲政,才五岁,也就没法接受你们外国使节的觐见、递交国书。西方使节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礼仪,这个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矛盾就往后推了。但是,迟早有一天,皇上要长大,要亲政,西方列强的公使觐见皇帝之礼的问题迟早会被提出来的,朝廷事实上对这个也很担心。

我们刚才讲过,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纷纷派公使进驻北京,中国在1876年以前一直没有派使节出洋,其中一直认为:外国使节驻北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由于列强武力强迫,我们接受,我们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到遵守我们的天朝传统,我们可以不往外派使节;甚至认为:往外派使节违反了天朝礼制,是自取其辱。中外的交涉越来越多,由于没有对外使节,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对中国来说很不方便。奕䜣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他知道:外国在中国有使节,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我们在外国没有派使节,一切都不了解。这时候他们就说,还是想向外派使节,但是派使节,包括修约之后,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行什么礼。《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双方经过各自国家的批准之后换约,还有到多少年之后要修订条约的事情,中国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派一个外交使团到外国访问一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奕䜣是总理衙门大臣,他十分想派一个外交使团,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他觉得应该到各国访问,了解各国对修订条约的基本态度,但是他有一个担心:中国是天朝上国,中国的使节见到外国元首,见到外国国王,见到外国的总统,是绝不能下跪的,今后外国也会说,中国使节见到我们国家元首没有下跪,我们的外交使节,比如驻中国的公使,见中国皇帝也就不能下跪。奕䜣又觉得很难办,不派不行,派了又怕涉及礼仪,外国要求平等——你不跟我下跪,我也不跟你下跪。这时候,奕䜣觉得非常为难。就在他觉得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奕䜣觉得这个问题可迎刃而解。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五年任期满了,要卸任回国,想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䜣辞行,本来这是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使奕䜣觉得,我们外派使团访问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在蒲安臣当驻华公使的几年时间,他对中国态度一直不错,跟奕䜣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并且当时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有点小纠纷的时候,蒲安臣还调解,这个调解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奕䜣欢送蒲安臣,请他吃饭,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给他饯行,蒲安臣也是出于客气,说:虽然我走了,我回美国去了,但是如果今后中国和各国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中国出力,我还可以替中国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努力。当这个宴会结束,奕䜣回来之后,灵机一动,觉得如果请他作为中国的外交使臣,可以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所以他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团长见其他国家元首,他不行跪礼,不能成为外国驻华使节见中国皇帝不行跪礼的理由。当时的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奕䜣跟蒲安臣提出来:你愿不愿意当中国到外国访问一圈的外交使团的团长,为中国做点事情。蒲安臣同意了。奕䜣又向朝廷请示,朝廷也同意了,朝廷也觉得这是一个既不失去中国天朝上国体统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这个使团随行人员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他们出国充当翻译,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

雷颐:在跪与不跪的争执之间,晚清王朝已走向末路

蒲安臣

中国传统中一直称自己是天下之中的天朝,所以从没有国旗之说,但是外交使团出访不能没有国旗,中国完全不了解这个,蒲安臣就提出来:我既然代表中国出访,中国必须有一个国旗,双方会挂着双方的旗帜,比如说签约、谈判时,往往会挂双方的国旗。清廷听了,对国旗是什么完全没有概念,于是请蒲安臣设计一面国旗。蒲安臣这个美国人替中国设计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就是黄地蓝镶边,中间绘一条龙,长三尺、宽二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黄龙旗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官蒲安臣设计的。不管怎么样,黄龙旗跟着他到欧美各个国家出访,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场合于是也有黄龙旗,中国国旗。这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条约体系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进了一步。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蒲安臣访问俄国的时候正是冬天,他得了肺炎,就病死在俄国。他代表中国政府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基本上是对中国有利的,所以他死了之后,清政府还给了他比较高的抚恤金。蒲安臣使团在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日本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也面临着换约问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最高层的人全部出访,去考察欧美,看看应该怎么样向欧美学习,应该怎么办,并且持续将近三年时间。只留下了西乡隆盛在国内主持政府工作,其他高官全部去访问了欧美,探讨日本应该怎么办。用木户孝允的话说,我们只提出来说要开国,究竟怎么办,完全是很茫然的,三年时间才觉得差不多。包括伊藤博文也是这样,当时他年轻,也是这个使团的成员。中国恰恰只派了一个美国人作为团长,尽管使团里面有很多中国人,三十多个,但都是级别很低的,包括很多是同文馆的学生。中日两国在这个方面也显示出了巨大不同。

虽然中国首个外交使团是由美国人担任团长,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勉勉强强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这个使团成员中的很多中国官员级别很低,但还是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以及外交机制向条约体系并轨的近代化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也反映出清政府的一种思想观念,比如请一个外国使臣,请一个美国人,当中国外交使团的领导,清政府不认为这有损国体国格;相反,认为外国使臣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是对国体国格最大的损害,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宁愿请一个外国人当中国外交使团的团长。这种很愚蠢的办法,很愚蠢的观念,也反映了清廷对觐见天子礼的重视程度,也预示了这种礼仪向条约体系转轨的历程事实上非常艰难。

1873年2月,同治皇帝终于长大了,亲政了。既然他亲政了,也结婚了,西方使者提出:我们要觐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他们说:我们的公使从1860年驻北京以来,就没有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因为当时皇帝还小,现在皇帝亲政了,我们要递交国书,对于两国关系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最根本的礼仪问题,见皇帝的礼仪问题,再无法回避。中国提出来:你们向皇帝递交国书,得双膝下跪。西方国家坚决不同意。西方各国使节采取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方法,提出:我们见中国同治皇帝递交国书,这是国际惯例,我们一定要递交国书,但是我们不能下跪,按照国际惯例,就是三鞠躬。中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要求,说:你不下跪不行。西方外交使团又联衔提出:说明你们的国家元首不愿意接见我们,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国书,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表示。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也觉得非常为难。在随后的四个月里,中国的总理衙门,和国际上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为了这个反复激烈争执。总理衙门知道,必须得到国内朝廷的同意,才能说他们可以免去跪拜,不行跪拜之礼。总理衙门对西方使团说:跟皇帝的跪拜之礼是最关中国国体,这一条必须得坚持,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谈,这一点是不能谈的。事实上它也知道,西方列强的要求是绝对不能下跪。双方就在那里谈论起来。奕䜣知道,要让这些西方外交官见中国皇帝下跪,是不可能的。他觉得:我只能说服国内的大臣,说服朝廷同意接受这个。于是奕䜣对国内解释时就想了一个词,所谓鞠躬就是“彼国俯首立地而叩之礼”,他用了一个词就是“立叩”,想让国内的反对者包括朝廷接受鞠躬;他说鞠躬也是一种叩首,就是“立叩”而已。但是中国的朝廷,尤其那些大臣,绝大多数坚决反对,这个事就很难办。

在这几个月以内,各路官员都纷纷发表意见,向朝廷、总理衙门提出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官员都说:绝不能允许他们见天朝上国的皇帝不行跪拜之礼。这时候李鸿章是北洋大臣,也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他也奉命,朝廷让李鸿章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当然很清楚:中国早已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跪拜之礼是不能不改。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毕竟事关重大,因为反对者把是否跪拜上升到事关国体、纲乾的地位。所以他在奏折中,第一段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说无论是坚持要跪拜的,还是说不跪拜的,都是每个大臣谈自己的观点,都是正当之论,都是想使朝廷的体制得到维护,为了朝廷的利益,所以各个大臣都有此心。因为坚持要跪拜的人一直在攻击少数说可以不必跪拜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说你们是汉奸,为敌国谋,你们是对洋人俯首称臣,所以李鸿章首先想说明,无论什么观点,都是为了朝廷的利益,都是正当之论。第二段,他还是不谈自己的观点,他历数了从咸丰九年到现在的十几年间,从总理衙门成立以来,总理衙门很困难,在中外交往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事例——总理衙门做了哪些工作,和外国打交道怎么困难——他说:不是亲自和外夷打交道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甘苦。事实上他是支持奕䜣的观点。他前面有一个长长的铺垫,因为这种事情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李鸿章最会写奏折,他前面反复铺垫,为他的观点作出铺垫。之后他再谈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既然我们已经在道光、咸丰年间签订了各种条约,比如《南京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事实上是平行之国。既然它们和中国是平行之国,也就不能把他们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来看,既然它们不是中国的藩属国,我们也就不能以藩属国之礼来要求这些国家——谈这些国家已经不是中国的藩属国,能谈出来这个观点,在当时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要非常有勇气的。

他又举出说,这些国家不愿意采取中国的跪拜之礼,这也是这些国家的人之常情,不同的习惯。他事实上在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经是历史趋势,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可能可以一时拒绝,但是日后肯定是无法拒绝的,日后还会接受他们见中国的皇帝不行跪拜之礼。他举了很多例子。事实上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历史潮流,难以抗拒。因为李鸿章知道事关国体,所以他最长段的还是从中国儒学经典中找出了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他说:事实上我们是以大事小,我们是大,那些狄夷是小,我们以大事小,也就是孟子说的乐天,也就是朱熹所说的仁人之心;总之,礼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完全符合圣贤教导。凡事必须符合本本,凡事必须从圣贤的经典中找出根据,哪怕你再怎么样诠释,这确实是中国深厚的传统。李鸿章也知道:我要说服他们,必须从孔孟诸子中找出种种变化的合法性,必须从儒家经典中找出礼仪变化的合法性。这一点李鸿章是非常明白的,并且李鸿章还看出来:朝廷之所以坚持一定要跪拜,有一层担心,就是要废除列强觐见中国皇帝跪拜的礼仪,有可能导致中国臣民对跪拜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皇权的怀疑。所以他这篇原本是对外的奏折,特别又指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就是和邻国的交往,和驾驭统治臣民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道理,也就是说新的不跪拜之礼,只能用于洋人,不能行之于内,也是要强调中国的臣民见到皇帝还是要下跪,所以朝廷不要有这个担心。他还是说明了这一点。

他最后又回到内外有别,洋人并非中国的属国,还是强调英、法、美不是中国的藩属,强调礼要随时而变,他又举出历史上很多变各种礼的例子。中国是合法性往往要从历史里找到合法性的根据。他谈了很多,这篇奏折很长。还有其他一些大臣也谈了说可以随时而变,可以不必拘泥于让他们非要跪拜不可,但是李鸿章并没有起到作用,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短短的奏折,是河南道监察御史叫吴可读,他写的一个奏折,非常短,但是朝廷和反对的大臣也都接受了,就是说可以不跪。他上的奏折叫做《请勿责诸使跪拜疏》,流传得非常广,他就说,孟子说君子“于禽兽又何难焉”,他说这些狄夷、外夷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就不知道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只是一帮禽兽,根本不知道中国的五常之信,根本不知道什么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事,就是一帮禽兽,我们何必要把他们当人呢?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强行人才有的五伦之礼?他们就是一帮犬马猪羊汇聚一堂,你让他跪,是你的光荣吗?他不给你跪,又是朝廷的耻辱吗?这样,从狄夷的禽兽论中,他推导出外国使臣不必跪拜的结论。这也反映出中国人的一种阿Q心理。他这样一说,朝廷和这些本来要让外国人跪拜的反而就接受了“这是一帮禽兽,禽兽给我跪不是我的光荣,禽兽不给我跪也不是我的耻辱”。这时候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精神自慰法,精神的自我安慰确实有传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终于允许外国人觐见同治皇帝,行西方的鞠躬礼。但是中国对日本仍有天朝上国的心态,实际上还是认为日本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恭亲王奕䜣会见日本使臣时提出来,日本应该行传统的藩属国使臣见中国皇帝的礼,就是跪拜,结果日本使臣严厉拒绝了。奕䜣又跟这些西方使节谈,说:我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才同意了你们可以不跪,行鞠躬之礼,但是你们也要考虑到我的困难,国际通行的规则是三鞠躬,希望你们见中国皇帝的时候五鞠躬。这些外交使团也考虑到奕䜣总理衙门的困难,同意了行五鞠躬。奕䜣对内也有一个交代,就是:“立叩”通常只是行三个“立叩”之礼,对我们中国皇帝他们是特别尊崇,所以有五个“立叩”。他不用“鞠躬”这个词,一说“鞠躬”,引起的反对力量就很大,所以他用“立叩”——站那儿叩首。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汇,但是有时候,在中国做事还非得这样不可。

于是,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等各国的使节在紫光阁顺序觐见同治皇帝,递交国书,未行跪拜之礼,总共约半个小时。有必要强调一点,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的使节考虑到总理衙门的难处,接受总理衙门的劝说,行了五鞠躬之礼。而日本使臣非常愤怒地说:事实上你还把我作为藩属国看待,要求我跪拜。结果他不行五鞠躬,他说:我只按国际惯例,只三鞠躬。这显然是对先前中国要把它视为藩属国的一种报复。

虽然只有短短半个小时,但是这觐见皇上/天子不下跪的半小时,却是划时代的时刻;因为在华夏中心论、天朝体系中,中国的皇上是天子,所以这是华夏中心论崩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必然引起强烈的震撼。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观的逐渐崩塌,这种崩塌不仅仅是国家主权、领土受到侵犯,而且清廷认为,和以往狄夷入侵不同的是,中国受到了空前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礼仪规范开始动摇——在礼仪之邦、礼教治国的天朝,最严肃、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礼是觐见天子之礼,这个礼现在不得不从夷而变,按照狄夷的要求而改变,他们可以不下跪了。中国终于从“天下共主”变成万国中的一国,这是放弃天朝规则(就是天下规则)的观念,开始与国际接轨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确实是天朝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很多人无法接受,也不愿意正视这一现实,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甚至一些文人学士把谣言正式写成文章,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说:这些外国使臣开始说见中国皇帝不下跪,中国也同意了,但是他们真正见到中国皇帝的时候,恐惧之余,他们的脚都不能动,口都不能言,浑身发颤,汗流浃背,连国书都读不完,国书几次掉在地上,最后他们不得不在中国皇帝的天威中不由自主地下跪,叫做“一到殿廷齐膝地”(就是说双膝下跪),“天威能使万心降”(这些人见到了中国皇帝,中国皇帝的威严是天威,使他们不由自主都下跪了)。这种谣传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也是比较早的“吓尿体”。我觉得,有阿Q精神的就容易接受这种谣言。

通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研究反思一下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为什么这种吓尿体容易被人相信,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个。

五、失去最后的藩属,被迫成立外务部

我们刚才讲过,清政府不得不成立总理衙门,又允许外国在中国建立使馆,允许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中国又派遣了对外常设机构,包括对外派使节,这样一步一步地突破了天朝体制,也突破了天朝的礼仪,这时候天朝体系向条约体系越来越跨近,当然是被迫的。

传统的宗藩关系在甲午战争前也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在甲午战争之前,其他中国藩属国向中国进贡的全都没有了,全都不进贡了,比如琉球被日本吞并了,越南被法国殖民了,缅甸被英国殖民了,东南亚那些国家也都被英、法、荷殖民了。有记载的,大概1853、1854年记载的一个南掌国,就是现在的老挝,他们来向中国皇帝进贡,进贡完了之后,回去正好碰到太平天国动乱,不清楚是太平天国还是匪徒,把他们扣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把他们放了,他们回到南掌国就说中国发生内乱,已经无法向中国进贡了。反正这些国家逐渐的都不向中国进贡,都被其他国家殖民,也就不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了。中国还坚持自己是天朝上国,这时候只剩下一个国家还向中国进贡,还是中国的藩属国——就是朝鲜。但是,这唯一的一块基石,事实上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现了征韩论,1876年逼迫朝鲜签署了《江华条约》,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通商,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日本人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这是近代朝鲜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朝鲜仍奉中国为宗主国,照旧遣使向中国朝贡,并且对日本国书中带有的日本天皇敕令,还拒不接受,它仍认为只有中国的才能称为“皇”。最后清政府也意识到,朝鲜的地位已经非常危险,在以夷制夷政策主导下(因为当时觉得日本或者俄国要吞并朝鲜,如果把英、美、德、法几国利益都引到朝鲜来,有可能保持朝鲜不被吞并),事实上清政府催促甚至先后参与了朝鲜与美、英、德、俄、法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又让朝鲜在和各国签订的条约上明确写着,朝鲜为中国属国,同时确保列强承认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列强拒不承认,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但是清廷要求朝鲜政府在和这些国家签订完通商条约之后,再由朝鲜单方面发一个明确表示中朝还是宗藩关系的照会。实际上,朝鲜单方面发这个照会,意义非常有限,本来中国是要求朝鲜和每个国家签约的时候,双方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是那些国家都不同意,所以最后由朝鲜单独再发表一个照会,说我们还是中国的藩属国。

1882年7月,朝鲜发生了仁川兵变,中国、日本先后积极介入,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日本在朝鲜享有更多的特权,重要的一点是允许日本在使馆里面驻兵——以保护使馆的名义驻兵。《仁川条约》签订后,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昭然若揭,太明显了,朝鲜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既然和那些国家签订了通商条约,1887年在列强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决定向日、美、英、德、俄、意、法派遣驻外使节,派外交官驻这些国家。你派外交官驻这些国家就表明你和这些国家是平等的国家,中国是宗主国,中国的地位在哪儿?所以清政府开始表示反对,但发现反对也没有用,是那些国家强迫朝鲜必须与它们互派使节,清政府只能迫使朝鲜向理藩院和礼部报告,这时候是向礼部呈递一个咨文,名义上先得到清政府同意,朝鲜才向那些国家派驻外使节,随后由李鸿章亲自拟定了清朝与朝鲜驻外使节体制的《应行三端》,这个规定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朝鲜使节第一次到某个国家,应该先到中国驻这个国家的使馆报到,然后由中国的公使协助朝鲜的外交官到所驻国外交部门。我们知道,使节驻某个国家,一到就先到外交部门报到、见面。清廷规定,因为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朝鲜使节要到哪个国家,得先到大清驻这个国家的使馆报到。第二,有外交宴会、外交场合,朝鲜不能单独涉猎,应该随大清公使之后。第三,朝鲜和这些国家所有交涉的使节与重要汇报,应该先密商大清公使,有重要的事情,应该先悄悄和大清公使核实,包括朝鲜对内发一些电文,要经过大清驻这个国家的使节审阅报告。清廷认为这些是“属邦”内应行的体制,与其他国家无关,各国不能过问。朝鲜也只能接受这一点。

今天看来,清政府要求朝鲜与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上写明朝鲜为中国的属国,清政府为朝鲜制定《应行三端》,这些是非常荒诞的,但是历史来看,这种荒诞也恰恰表明天朝体系被动地不得不向条约体系(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体系)过渡。两种体系间过渡的时候总会产生一种很荒诞的现象,大家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有些好奇,有些好玩。在体系过渡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多,比如说清政府在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之前,已经外派留学生了,废除科举制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留学生在外国了,当时这些外派留学生回来之后如何进入体制呢?中国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体制,才能当官,那些留学生学医、学农的,怎么样进入体制呢?还是张之洞想了一个办法——读博士的授予什么进士,读硕士的授予什么功名,本科的功名相当于中国的秀才,等等。有一个学牙医的,授予牙科进士,成了一个笑话。两种体系间过渡的时候,总有很多很可笑的事情,但是恰恰说明体系间过渡的时候会产生这种过渡性矛盾。

1894年,日本终于利用朝鲜问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惨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第一款就确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也就是说,中国承认朝鲜是个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如果说还有最后一块基石的话,就是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还向中国进贡;《马关条约》签订,这条也不存在了,天朝体系最终崩溃,但是整个体制还是没有完全变过来。

我们刚才讲过,清政府虽然三十年前成立了总理衙门,但是外交体制毕竟不能适应局势发展变化,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之间的权责一直不明,外国人办事觉得很困难。总理衙门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而是一个类似内阁的机构,对涉外的任何事情都要管理,所以确实中国有成立外交部的需要。列强一直提出来中国要成立外交部,但是清政府并不考虑这一点。直到1901年,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背景下,清政府急于向列强求和,在列强的要求下才同意成立外务部,这在《辛丑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并且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但是相对于总理衙门而言,外务部在清中央机构中的地位至少是名义上更高,职能也更加专门化,这是中国外交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1901年,外务部的设立,是中国从自古以来的“理藩”(管理藩属)最终转向外交的标志,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实现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志。

六、体系转换中清廷行为的教训与启示

可以看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总共约70年时间,而其间从华夷秩序或者宗藩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轨,这一步走了整整六十年。我们以鸦片战争开始,算到1901年外务部成立,这60年就走了这一步,这是非常艰难的。其间每一小步都非常被动,甚至说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天朝上国观、华夏中心论,对清王朝各方面的现代化转轨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现代化转型中,我们如何面对世界,这是近代以来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清政府每一步都非常被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用了一句希腊谚语说“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实际上清政府每一个进步或者说变化,都是被拖着走的,它步步被动,总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不能不做出某种调整,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情。下一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情是不够的,需要做得更多。清政府背负着巨大的传统的包袱,最明显的例子如,成立南北洋大臣,把外交权下放于地方,反而认为这是大清维持天朝体制的一种明智的做法;实际上,把外交权下放给地方,使地方做大,使北洋势力最后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之一。而且,清廷把礼仪里跪不跪看作甚至比割地赔款、请外国人当中国外交使团的团长都更重要。清朝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无法正确地面对现代世界。如何正确地面对现代世界,这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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