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2020年6月25日09:31:12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已关闭评论
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  编:愈嘉 柏果

 

又是一年端午节。

往年端午节,大家都商量着去哪儿玩,或访友,或聚会,或旅游。今年受疫情影响,想来都只能家里蹲了,那就说点和端午节有关的话题吧。

说到端午节,绕不开屈原。

屈原很伟大,他是中国最早、最有名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地球上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个诗人能像他一样,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放假三天。

屈原也很复杂,要真正理解他,至少有三个维度——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和贵族精神。

这些认知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理解它们不仅关乎史观与史实,更关乎现实与未来。

丨端午节的起源与爱国主义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在农业社会,这一时节关乎全年收成,但偏偏又是洪水和瘟疫弥漫的仲夏。所以在民间会有祭祀和祈福的活动,悬挂菖蒲艾草、喝雄黄酒、赛龙舟都与之有关。

然而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端午节的基本印象,只剩下“爱国”这个精神图腾——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身体力行真爱国。他敢于讲真话,敢于和国君及世家大族对着干。然而他再怎么鞠躬尽瘁,赤心昭昭,也敌不过小人日复一日进谗言,终失了楚王的信任,被流放远地。

当强秦攻占楚都,屈原看着国破山河沉沦,悲从中来,怀抱沙石沉江殉国。

他这一跳,成就了一个文人的风骨与傲气,也在众多国人心里留下了对“爱国”最朴素的认知。

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端午节的起源,还有一个说法——纪念吴国大夫伍子胥。

伍子胥本是楚国人,楚王杀他父兄,他逃到了吴国,助吴灭楚,还把楚王的尸体拎出来鞭打。这在今天就是妥妥的“带路党”,给外国人“递刀子”啊。

伍子胥对吴国尽心尽力,但无奈君主刚愎自用,还有小人见缝插针,他终被冤杀。

伍子胥死前留下凶悍遗言:“我死后,挖出我双眼悬于城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灭吴。”吴王大怒,把他的尸体扔进了钱塘江。

而这一天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如此,凶名赫赫的伍子胥,哪家帝王还敢在一个重大节庆让人们公然纪念他。所以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纪念伍子胥”说不如“纪念屈原说”有市场,原因不言自明。

有人说伍子胥这样才是真爱国,楚王昏聩,人民受苦,不如取代之。进而嘲屈原愚忠,为腐烂的政权陪葬,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屈原也知道家国很糟糕,但还是不忍心抛弃它。他在《离骚》中感叹:“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中国历史上,像屈原一样的知识分子不乏其数。

最近看了两本书,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和赵越胜老师的《燃灯者》,书中提到的梁启超和周辅成两位先生,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屈原式的“爱国者”。

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他们完全可以抛弃腐烂、混乱的故国,凭才学在他乡谋一席之地。

但是梁启超仍孜孜不倦为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出路,王人博老师形容:中国的现代性价值,是梁启超心底不变的“压舱石”。

而周辅成老师却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为困惑盲目的青年人点亮了一盏寻求真理的灯。并在形而上的领域中,为国人命运的走向寻找答案。

可见,爱国,不是爱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一个的人,并推动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才是最高层次的爱国。

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以温暖世人,今也有燃灯者,为我们驱散黑暗,带来启蒙的方向。这大概是屈原和他的爱国主义透过端午节留给今人最好的启示吧。

丨知识分子的桎梏:最是文人不自由

端午节纪念屈原,除了爱国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

西方的知识分子追求极致的真理,有苏格拉底的“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也有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有为科学献身的诸多先贤。

反观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总陷入“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独路。

屈原的浪漫理想,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描摹。贾谊借凭吊屈原,释放怀才不遇的焦虑;屈原自比美人香草,亦被汉代人解读为对君上的耿耿忠心;千古绝唱《离骚》,也成了鲁迅先生笔下“不得帮忙的不平”。

屈原对价值、信仰、道德和良知崩塌的痛苦中,似乎总掺杂着未被权力接纳的不甘。

傅国涌老师将此比喻为“屈原人格”,形容中国知识分子服膺于权力,这也是屈原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屈原人格”历程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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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康有为的变法狂热,“无非就是把西方宪制的形式,和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简单的嫁接,这本身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美国,时过境迁,当满清颓丧,革命到来,他无视时代巨变,依旧顽固复辟——从维新的变法派变成了守旧的保皇党。

可见,一个想让中国变好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想缔造从龙之功的旧体制“国师”。

而王人博老师笔下的严复比康有为更为典型。

严复翻译了《国富论》《论自由》《论法的精神》等现代文明经典,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摸到现代价值门边的人,但他依然走不出“屈原人格”的桎梏。

他反对革命,提倡保皇,不剪辫子,亲近袁世凯,甚至公开支持张勋复辟。严复的人格在现代文明和旧式知识分子间反复拉扯,但是后者占了上风。

王人博老师说:“严复不仅对文本作者的情景语境,予以翻译者的再语境化,而且对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也实现了语境的重置。严复的工作性质,是将隐匿在文本中的原理,进行了改变,以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但是文本语境变了,意义也就被改写了。”

可见,严复虽然翻译西学,但是他的思想语境仍属于旧式中国;自由的严复不过是为守旧的严复寻求一条出路;他摆好了开眼看世界的姿势,可是人还站在古代东方的大宅门里。

从屈原到康有为、严复,再到当代诸多知识分子,即便在权力的打压下“九死一生”,也鲜有人能真正摆脱“屈原人格”。

这样的心路历程,无一例外地导向了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思考,都必须转换成权力要求的命题才能彰显“价值”。但凡有点理想的知识分子,很难在日复一日真理与政治的博弈中,保持精神独立。

丨贵族精神:独立、教养、担当

过端午节纪念屈原,贵族精神,当属最值得我们从这个传统节日和这位古代人物身上汲取的内涵。

真正的贵族精神,与我们常见的富人用钱砸出来的富贵气息不同,它有三根重要的支柱: 

一是自由的灵魂,意志独立,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不为政治强权或主流意见所奴役;

二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

三是社会的担当,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

屈原三者皆具。

屈原是独立的,颇具现代所说的个人主义情怀。他在《离骚》里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深感骄傲,从来没有因世情冷暖而变得凉薄或圆滑。

屈原对待传统和道德极为看重。在战国时代那个最混乱、黑暗的环境中,在礼崩乐坏,攻城掠地,动辄坑杀的“最坏的时代”。屈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美德和文化不受侵害。

屈原的责任和担当更是不必说,看到楚怀王的昏庸,他愤怒,指责怀王“荃不察余之中情”;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忍而不能舍也”;关怀大众疾苦,又是叹息又是哭泣。

这样的屈原,维护一个精神贵族最高的信仰,上下求索,发出天问,只为他所看重的真理、良知和价值。

这让我再次想起赵越胜老师在《燃灯者》中记述的周辅成先生,也想起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贵族。

端午节:关于爱国、知识分子与贵族精神

辅成先生生活于那个“想歪一点都是罪”的极端年代,但他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的高度独立。

他亲历时代浩劫,却仍能独立思考,当看到“那些直接或间接杀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的人,有的还被称为‘最大圣哲’ ‘民族救星’”时,凄然落泪。

他关注道德哲学,认为救社会先要救人心,而人心的不朽在于将“命运托付于正义”,如此道德生命才能丰富,但可叹的是,大多数人却浑浑噩噩,对此他说:“做奴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愿做奴隶,我坚持读书思考,就是为了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

你可不要以为辅成先生是那种埋首学术的“书斋夫子”,他对现实仍抱有深刻的责任。

某次,辅成先生受学校领导委派,向工人汇报马列主义,他说,马、恩、列三人精通西方哲学史,要想学好马列主义,必须以西方哲学为基础。说罢转身板书,开讲古希腊哲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探讨德行的意义,不只为了求知,更是要努力“成为善人”。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黑暗的天地,仍然持守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从屈原、严复到梁启超,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处,始终都抱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尤其是1840年,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家国情怀显得更为浓烈。

然而,强烈的爱国情怀却在时代面前遭遇强大的阻力——许多知识分子以爱国为名死守传统,却严重缺乏现代视角,最终由“爱国”演变为“碍国”。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中,将其总结为——价值与力量、现实与理想这两个维度的缠斗:

·在危局中,会产生“向强者学习”的心态和行动。1840年以来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历程。然而,救亡最终压倒启蒙,结果导向了短视的激进主义,以致“找错了老师”。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意识不到,国家力量的获得,源自它的价值观。但对后发国家,总希望通过力量来寻找正当性,而非相反。

现代价值如何与中国的具体现实咬合?这个1840年以来最关键的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紧迫。

今年是中国转型以来的第四个庚子年,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特殊年份,与历史上屈原经历道德信仰崩塌的战国、严复和梁启超等人经历国家危亡的近代,还有辅成先生经历的浩劫关头,产生了奇妙的历史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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